走了。”

她说完便依偎在高大青年的身边，黄色毛衣混入了人群。

扩音器传来快车“白山”发车月台的通知。检察官慢慢走向剪票口。他看着佐知子背影的微笑己然消失，严肃的表情直到他穿过剪票口坐进普通车厢的一隅时还依然挂在脸上。

竹原佐知子和可能是她恋人的高大青年早己不是检察官关心的对象。

检察官并不知道这个早上和佐知子之间的简短交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也难怪，自火车开动以来，他的思虑始终集中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心中这个还不明朗的想像变成具体的证明呢？

要破解宇月的不在场证明就必须粉碎他的说法不可。他自称城崎达也被杀的那天人在小诸，并以在怀古园拍的照片和在国内掉落名片夹的抬获通知单，以及目击市内的丸吉文具店发生的事做为证明。

但是检察官却觉得那是宇月的障眼法，总觉得这其中散发着一股动过手脚的气味。检察官之所以决定去小诸，就是想找出这股“气味”的真相（一切都得到了那里再说。）检察官一脸困惑地将视线投向车窗外。一堆埋在招牌里的房屋亲乱地流过眼前，检察官对窗外的风景毫无兴趣可言。

2此时检察官的主要思考重点集中在一具电话上。

电话的左右两边各延伸出粗大的线路，一边握在宇月悠一的手上，另一边则连接丸吉文具店。

这个构图其实很不科学，只是检察官将自己的推理用想像描绘出来而己。

换句话说，他猜想打电话到丸吉文具店订五千张白报纸的人会不会不是第三小学的木内老师而是宇月本人？

检察官的这个想法是在他突然看穿宇月于第一个案子利用电话制造不在场证明时想到的。

打字小姐伊泽秋子打电话到木户早智子家时，深信那是宇月住处的电话号码，不，是对方让她相信的。宇月会不会也对丸吉文具店使用这种心理上的错觉呢？

当时负责调查的野本刑警意气风发地说“这下子可以逮捕那家伙了”，但是被检察官制止了。因为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己被宇月拿回。一个缺乏物证的案子要在法庭上辩护，这困难让检察官踌躇不前。

检察官对不太服气的刑警做了一个戏谑的实验。当野本刑警愤愤不平地说：“你去当律师肯定也会成功的！”

那时检察官的眼睛正看着派去小诸出差的刑警所写的书面报告。

“新学期开始，订货总是比较多，难免会出错。我们送过去的是五千张白报纸。电话里说因为要开会，要我们下午两点进去。订货的是木内老师，可是第三小学有两位木内老师。店员跟平带一样骑车送货过去时，两位老师都说没有订。”

就是这段纪录让检察官灵机一动。会不会在两个命案里电话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被害人城崎达也接到外面打来的“电话”后被约出学校。

第二个被害人木户早智子在说“电话”时被勒死。

当时宇月正在公寓里用“电话”谈公事。这是他的说法......

所有的犯罪都具有凶手的性格特征。而从这些案子也能感受到“利用电话”的一贯手法。

检察官做了大胆的假设。

假设宇月悠一是四月五日去小诸，换句话说不是案发当天而是前一天，这么一来会如何呢？从这一点推测他对不在场证明动的手脚如下：他先用市内的公共电话打给丸吉文具店，自称是第三小学的木内，订了五千张的白报纸。当时他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要开会，请在明天下午两点进来，听清楚了吗？是明天下午两点哟。”

其结果很清楚。文具店一如要求地在六日下午两点进去五千张白报纸，可是那位木内老师表示自己没有订货。带着东西回来的店员自然会满口怨言、气愤难消。这是宇月能够预测的情形，也就是说宇月人在东京却能“目击”这个事实。

前去调查的刑警在报告中未提及文具店接获订货电话的日期，究竟是五日还是六日呢？如吊是六日，检察官的推理便告瓦解，他必须承认宇月的不在场证明。这件事能否水落石出，就在几个小时后了。

期待与不安在检察官的心里交错盘桓。车轮的声响加深了他的焦躁。两边窗外是绵延的青绿色麦田，远方的干草屋顶上，电视的天线闪闪发亮。突然加速的列车往关东平原的北方疾驶而去。

检察官点了一根烟，从公事包取出刑警的书面报告。他打算用新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内容。

假如宇月的小诸行是在四月五日，那么他在怀古园漫步并遗失名片夹应该也是四月五日。以这个观点重新审视报告中的文字，检察官似乎看到了几个线索。

第三小学的小渊寿美江教官对于拾获名片夹一事做了以下的说明：“那是我们班上的孩子大羽正彦捡到的。......时间嘛？那时是第五堂课刚开始没多久，所以应该是下午两点左右吧。对了，那一节是美劳课。那天是阴天，不太适合画画。

是的，是水彩。我们学校从四年级开始教水彩画。那是接续前一天所画的，要在当天完成。”

检察官反复地读这一段，边读边打问号，并且思索答案。

火车已经驶离横川站。检察官赶紧整理心中的思绪。

(1)小渊教官所负责的班级，美劳课是两个小时。分别安排在四月六日星期五和五日的星期四。

(2)小渊教官利用这两天让学生外出写生。

(3)宇月悠一四月五日出现在怀古园，看见了小朋友的写生。他知道隔天还会继续这堂课，便将它当成是四月五日所看到的光景提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