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在1915年时，这些混乱就已影响到了英国的战争经济，并在当年春夏出现了严重的军火短缺情况，而德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却找到了解决军需的适当方法。因此，封锁变得像椭圆桌台球一样，每个角落都有漏洞。直到1918年，封锁才被真正严格执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迫使各个中立国限制了与德国的贸易。

在“一战”中，还有另外一个先例，那是一个人们非常重视历史先例的时代——在拿破仑时代，软肋是西班牙；而在当时，这个软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参战结果非常糟糕。德国人本来十分期望苏丹哈里发宣布开始“圣战”，那样所有的穆斯林就会反抗英国。但在大多数地方，苏丹的呼吁书都被投到了废纸篓里，俄国的鞑靼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根本没有给英国制造任何麻烦。任何时候，即使圣战意味着把一部分基督徒视为盟友而把另一部分基督徒视为敌人，也几乎没什么用（对土耳其青年党来说，这没什么新奇之处，毕竟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位出身伊斯坦布尔一个大家庭的共济会成员[59]）。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损失惨重，阿拉伯各省也已经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推进到黎凡特地区的一支英军可能已击败了土耳其人，黑海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可能受此鼓舞，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意大利纷纷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在1914年，英国又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了俄国人，并继续谋划着由各个盟国来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