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想让德国人来占领法国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开小差，他们的女人会要求他们返回前线。无论如何，法军恢复了秩序，将军们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贝当充分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小规模的、有效组织的行动战略。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比如，在10月，法军夺回了贵妇小径上的“拉富突出部（Laffaux salient）”。法国将血战到底，因为年高德劭但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克里孟梭[82]在这个时候出任了法国总理。

就在尼维勒将军遭遇兵变的这个春天，另一场大规模的兵变也开始上演——这一次是俄军在分崩离析。德国人在1914年时就曾预测，他们在当时而非几年之后就能够打败俄国，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精准的估计。就俄国的情况来看，到1916年，它的战争物资生产至少是充足的，它所缺少的是更先进国家在运输、定量配给、财政和国家统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水平。俄国的大城市里充斥着难民，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挤满了火车车厢。与此同时，用于运输军队的火车则少之又少。此外，俄国首都每天只能得到50辆卡车的粮食，而在战前，它还能得到90辆卡车的货物。

再者，普遍的贫困也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一些人拥有燃料和食物，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人们怀疑德国人隐藏在俄国各个角落，包括沙皇那光彩照人的皇后也是德国人。彼得格勒[83]的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们”一般都有个外国名字。这样的局势是如何要了俄国沙皇的命的呢？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再次发生了！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首都工人阶级的妻子们举行示威，抗议面包价格的不断上涨。她们不得不早起，冒着彻骨的寒冷，通常却是白白等待，最后发现面包房没有燃料烘烤面包，或者是期待涨价的“投机商”把面粉囤积了起来。3月里的第一周天气非常寒冷，可随后却突然变暖，这种情况使得妇女们有条件进行示威抗议。

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往常一样，沙皇的国家机器完全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甚至连张贴宣布军事管制海报的胶水都没有。正如乔治·奥威尔对18世纪的英国所做的评价，让一个人继续营业和应召入伍之间没有中间手段。先是警察试图控制事态，这造成了少数人的死亡；政府随后就命令军队采取行动。但在1917年时，俄军由非志愿军组成，他们住在首都行政区中心地带的庞大兵营中，心怀不满，偷偷喝酒，并试图接近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们。在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里，都会在某处类似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方为这类士兵安排住房，但破败的俄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要求向民众射击的军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发生哗变，沙皇政府当即垮台。大街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乘坐卡车，挥舞着红旗，四处横冲直撞。

第二天，独特的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这个俄语单词的意思是“委员会”。2月28日，各个工厂和士兵群体选举产生了光荣的罢工委员会，但社会革命党中那些痴迷于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俄国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客也加入其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接管政权。到这个时候，许多将军也开始支持罢工委员会。当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摆脱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每一个人，包括位于莫尔斯卡亚大街——彼得格勒最繁华的大街——帝国游艇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沙皇已是累赘，将军们也要求沙皇逊位。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被迫引退，国家杜马的政客们随即建立“临时政府”，终于宣布俄罗斯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政客们却不愿进行真正的选举。苏维埃是继任政府，握有权力，但对于3 000人聚集在塔夫里达宫（Tauride Palace）[84]，其中2/3又是士兵的情况，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苏维埃只是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可这些人根本不会进行组织筹划。当时，俄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没有可以依靠的中间力量，基本上不具备阻止革命发展的手段，而后来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革命，由于政府都能立刻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而失败了。工会可能会和老板发生争吵，但他们不想破坏秩序，甚至在濒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尽力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可是在俄国，除了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有工会之外，不存在其他工会组织。而且，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错误地确信，工农兵与政府的“对抗”将会变得没有危害。于是，他们筹划停止行军礼，废除军队中死刑，并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加入苏维埃，选举军官并监督他们的行动。

但是，导致革命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事态变得越发糟糕。在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有些所谓的革命是虚假的），都存在着一大引擎，即通货膨胀。1917年俄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崩溃。在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甚至沙皇自己都用口水贴邮票以节约资金。战争变得异常昂贵，政府则不知所措。俄国政府规定不许喝烈性酒，而国家税收的1/3来自对伏特加的垄断，这样一来，政府就毁掉了早前的利益来源。由于没有了所得税这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