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产量就会急剧猛跌。德国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做最后的巨大努力赢得完全的胜利，要么尝试争取和平。大约在这个时候，交战双方达成协议进行了唯一一次真正严肃的行动。当时的德国外长屈尔曼（Kühlmann）向英国政府暗示德国可以放弃比利时，以换取它在东方的自由行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88]正确地指出，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士气正处在整个战争中的最低点。也有人曾公正地评论过，自185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拉拢德国还是俄国？一些感到绝望的保守主义者和富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最终会同意德国的主张，但他们被孤立了——每一项公众舆论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巨大支持，都要坚定不移、奋战到底。劳合·乔治在稍微犹豫之后，对德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要成为赢得战争之人，而不是缔造和平之士。他自己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罗斯的德国将是难以打败的，它将吞噬掉一切。但是，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参战。而且到此时为止，其他国家为了接管德国的船舰和财产，都纷纷对德宣战。劳合·乔治向他的盟国通报了屈尔曼的方案，并宣布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是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令屈尔曼非常愤怒。这个方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鲁登道夫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并由凡事遵令行事的海军上将冯·欣策（von Hintze）取而代之。本可能实现的和平就这样陷入了困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英国代表了。在战争期间，各方在和平倡议方面花费了许多笔墨，但屈尔曼的方案是德国提出的唯一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威尔逊总统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计划，即本质上是关于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89]”。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德国人本来可能会接受这些计划，并随之可能会在细节上对它们进行修改。但现在，他们反倒要继续前进争取彻底的胜利。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人非常有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近来的几次战役——里加、康布雷和卡波雷托——显示出德军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手段。德国将军们的职业天赋都无与伦比，比如这些战役的设计师冯·贝洛、冯·德·马尔维茨和冯·胡蒂尔，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西线的德军现在有了兵力上的优势。在过去几年，德军在西线有147个师，协约国则有178个师。而如今，由于俄国的崩溃，德军至少在开始阶段拥有191个师，其中有军官13.7万名，士兵350万人和能够维持武器处于机动状态的马匹。换言之，德军的优势能够集中在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并取得毁灭性的攻击效果（像在卡波雷托战役取得的胜利那样）。为此，德军筹划了一系列有代号的军事行动，第一个代号的名字是大天使“米迦勒”。部分德军防线所起的代号则都取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比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洪丁–布伦希尔德（Hunding-Brünnhild）”。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进攻两支敌军，那么你要进攻两支部队的接合处。每支部队都会照顾自身，也许还会从不同方向后撤。保护巴黎的法军和保护英吉利海峡的英军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借此逃回英国。早在1914年，就险些发生这样的撤退。现在，英军和法军刚好在圣康坦附近老的索姆河战场的北面联合作战。英军第五集团军驻守在那里到阿拉斯之间的防线上，指挥官高夫将军是一位屡遭霉运的英勇之士。英军大约50个师中只有9个师的官兵没有经历过帕斯尚尔战役的悲惨遭遇，部队的士气并不高昂。军官们注意到士兵不再演唱他们早些时候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句歌词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英军士兵的低沉精神状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玩偶和权力争夺的炮灰。

此外，英军方面不如德军那样充分理解这次战争中新的作战方法。尤其是奥托·冯·贝洛将军熟知如何把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就像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那样。现在，他已被调到法国北部来发动鲁登道夫攻势。但是，如果说进攻战术现在已有巨大改进，那么防御战术也是一样。新的防御作战手段就是“纵深防御”，帕斯尚尔战役就是它的典范。由于各种原因，高夫将军和他的参谋没能理解纵深防御的道理，他们没有所需的兵力。他们认为一道强大的防线本身就是足够有效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在火力掩护下完成复杂的调动。他们低估了德国人（他们以为帕斯尚尔战役已使德军丢魂落魄）。但主要还是英国人认为万事最终都会好起来。高夫将军的几个营中近90%的兵力都部署在前线3 000码的范围内，这离敌人的大炮实在太近。而且，英军还存在一系列更深层的弱点——在1917年，英军遭受了80万人的伤亡，兵力又一次降到了100万以下。在帕斯尚尔战役之后，士兵都不再相信参谋人员。总共8个师的预备队都部署在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美军开始抵达欧洲战场，但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已准备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