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时，曾想向我解释那一天对他而言如何漫长。他脱口而出道：“就像比平时清醒两倍。”这句话让我明白，头脑清醒是他们关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那是间三米见方的牢房，高处的天窗上装着铁栏杆。房间里有一个简易马桶，一个放着脸盆和水罐的洗漱架，两张铺着草席的简易床。这座牢房是阿庞特上校下令修建的，他曾说哪家旅馆也比不上这里有人情味。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天晚上他和乐手们打架被关进牢里，镇长仁慈地允许他挑一位混血姑娘一同过夜。那天早晨八点，维卡里奥兄弟逃脱了阿拉伯人的追杀之后，或许也是这么想的。当时他们因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而感到欣慰，唯一令人焦虑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们要了几大桶水、几块肥皂和丝瓜瓤，洗掉手臂和脸上的血污，又把衬衫洗干净，但还是睡不着。佩德罗·维卡里奥要来清洗剂、利尿剂，还有一卷消毒纱布，好为自己包扎，那天早晨他小便了两次。然而，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难熬，气味已经成了次要的事。午后两点钟，令人昏沉的热浪快把他们融化了，疲惫至极的佩德罗·维卡里奥却无法躺在床上，也累得站不起身。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升到脖颈，他尿不出尿来，心怀恐惧地断定自己这辈子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十一个月没有合眼。”他对我说。我非常了解他，知道那是实话。那天他咽不下午饭，而巴勃罗·维卡里奥从送来的食物里每样吃了几口，一刻钟过后就像得了瘟疫似的腹泻起来。傍晚六点，正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萨尔尸体的时候，镇长被紧急叫走，因为佩德罗·维卡里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我快成一摊水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我们总觉得是土耳其人耍了什么花招。”到那个时候，简易厕所已经溢了两回，看守带着巴勃罗往镇政府的厕所跑了六趟。阿庞特上校在镇政府瞧见巴勃罗·维卡里奥时，他正被守卫团团围住，蹲在没装门板的厕所里。见他腹泻得如此厉害，镇长觉得下毒一说也并不荒唐。不过，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因为已经确知，水和午餐都是普拉·维卡里奥送来的。然而，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下令让特殊警卫将囚犯押解到他家里。预审法官赶到后，才将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的监狱去。

不仅孪生兄弟感到恐慌，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阿拉伯人要报仇的传言并没有消除，但是除了维卡里奥兄弟，没有人想到他们会下毒。大家更愿意相信阿拉伯人会等到夜晚，从天窗里泼进汽油，把两个囚犯烧死在牢里。但这个说法没有一点根据。阿拉伯移民从世纪之初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各个村镇——包括那些偏远闭塞的村庄落脚，一向安守本分。他们靠卖碎花布和集市上的便宜玩意儿来谋生，勤劳而虔诚，相互之间和睦融洽。他们只在族内通婚，进口小麦当口粮，在院子里养羊，种植牛至和茄子。唯一能激发他们激情的便是玩纸牌。老一辈阿拉伯人仍旧操着故乡的土语；第二代在家中也还乡音未改；传到第三代，就变成听父母用阿拉伯语问话，而自己用西班牙语回答，只有圣地亚哥·纳萨尔例外。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突然改变温良的秉性去杀人抵命，况且发生这桩凶杀案每个人都难卸责任。同样地，没有人认为普拉西达·利内罗一家会复仇杀人。虽然这个中道衰落的家族曾经强势而好斗，依仗家族姓氏的庇佑，还出过两个在酒馆里肆意胡为的凶悍角色。

阿庞特上校听了流言惴惴不安，挨门挨户地拜访阿拉伯人，至少那一次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发现他们迷惘、悲伤，家中的圣坛上摆放着表示哀悼的物品，甚至有人坐在地上恸哭，但没有一个人怀有报仇的念头。圣地亚哥被杀的那天清晨，阿拉伯人的反应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连带头追赶凶手的人都承认，即便抓住了他们也不外是痛打一顿。不仅如此，百岁的阿拉伯族母苏萨娜·阿卜杜拉，还让人用西番莲花和苦艾煎了一种神奇制剂，治好了巴勃罗·维卡里奥的腹泻，也让他的孪生兄弟尿路通畅。从那时起，佩德罗·维卡里奥开始陷入失眠者的困倦，而他刚刚康复的哥哥也无怨无悔地沉入第一场梦中。礼拜二凌晨三点，普拉·维卡里奥被镇长带去与两个儿子告别时，他们就是这副模样。

维卡里奥一家搬走了，包括两个结了婚的大女儿和她们的丈夫，这是阿庞特上校的提议。他们离开时没有人注意，因为镇上的居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几个尚未睡去的人正在那个无可挽回的日子里给圣地亚哥·纳萨尔送葬。根据镇长的意见，事态平息之前，他们要先在外面暂住些日子，但是维卡里奥一家再也没有回来。普拉·维卡里奥给被退婚的女儿头上裹了一条围巾，以免被人瞧见她的伤痕；还让她穿了一身火红色的衣裳，省得人们怀疑她在哀悼自己的秘密情人。这位母亲临行前恳请阿马尔多神父给关在牢里的两个儿子做忏悔，可是佩德罗·维卡里奥拒绝了，并且说服他哥哥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他们两个被孤零零地留下来。转移到里奥阿查的那一天，兄弟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坚信自己做得有理，不愿意像家人那样在夜里被带走，而是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离开。他们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不久便去世了。“良心上的痛苦压垮了他。”安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