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　事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有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像费先生在《江衬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凤毛麟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相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拷问社会学李银河新近完成了一项对妇女的感情与性的研究，报告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专著正在出版过程中。这项研究没有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访谈的调查方法——虽然这不是这项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说上一说。

从旁看来，李银河的调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乐于接受访谈的人，首先要决定的是大家怎么见面：是她去呢，还是人家来。在电话上约定了以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个手提包上路，包里放着笔记本和几支圆珠笔，通常是挤公共汽车去——因为要见生人，所以还化了一下妆，这在她是很郑重的举动，但别人恐怕根本看不出来。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时、穿着最随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