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那个阶级赋予他的使命。

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52]

曹袁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53]

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历史的日程表被彻底打乱。在董卓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虽遭重创，却还可以寄希望于“士族兼军阀”的袁绍。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

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是没戏了，哪怕他们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

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

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但与曹操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唯其如此，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

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

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彧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