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会对你怎么样，要是晚了可就不好讲了。”

周藩磨磨唧唧还是不情愿出去。这时，村头响起了一阵警告的枪声。周藩知道实在不能再拖了，向李弥敬了个军礼，然后跟着信使向解放军阵地走了过去。

周藩右手拿着白手套举在头上，示意停战投降。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全是受伤的士兵和阵亡者的尸体，有国民党兵的也有解放军的，惨状让人心惊胆颤。当看到仍有国民党士兵在向对面阵地射击，周藩赶忙大声制止：“停火，停火，投降吧，都到集合地点去。”

“不打了，快投降吧弟兄们，投降还能留条活命！”

周藩边走边哭，边喊边劝。

听到师长的声音，阵地上的士兵纷纷停止射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在壕沟里，举行了简单的受降仪式，周藩以投降代表的身份向解放军团长举手敬礼，交出配枪。

阵地上的士兵个个举着双手走出战壕，解放军战士点验之后，命令他们沿着道路走到集合点去。这时候，化过装的李弥和几个随从悄悄钻出掩体，混进士兵队伍里往前走。投降队伍越往前走，看守他们的解放军战士越少，有时看守者甚至换成了支前民工。狡诈的李弥对身边的赵副官说：“你通知其他人，等天变暗了，分头离开，想办法回到南京去，到时我们到鼓楼那个老地方碰头。”

李弥穿着破胶鞋，身着带血开花的军大衣，头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始终低着头，双手抄在袖筒里，与普通士兵并无两样，没有人想到这身打扮的一个伤兵会是十三兵团的中将司令官。走到一片树林边时，李弥见附近没人注意自己，便假装去解手离开队伍，然后弯着腰慢慢地向远处走去，身影逐渐淹没在夜色中……

两天后，在永城乡下的一个村头，一个人㧟着篮子，准备到村头自家麦草垛前取些麦秸回家烧火。当他来到垛前时，却发现地上多了一堆凌乱的麦秸。正在诧异的时候，麦秸堆竟然动了动。取麦秸的人用棍子捅了捅，里面动得更厉害了。不一会，一个人扒开麦秸露出头来。

“你是谁？怎么睡在这里？”取麦秸的人惊讶地问。

“我叫李石锁，原来在十三兵团里当兵。唉，打败了，当了俘虏，解放军给了两块大洋，让我们不愿干的人回家去，半道太累了就在这里睡了会。”躺在地上的人说。

“啊！巧了，我也是被俘后释放的，刚刚才回到家。我叫汪义安，我们团也隶属李弥长官的十三兵团。”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聊得十分投机，汪义安把自称李石锁的人悄悄领回家，还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翻出来招待这位“难兄难弟”，包括自家酿的埋藏在地下的一坛老酒。

在汪义安的帮助下，“李石锁”李弥1月16日潜至徐州。

2月1日，李弥辗转到达仍被国民党军控制的青岛，后又从青岛乘海轮回到了南京。

李弥后来到溪口见到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重建了十三兵团，仍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了台湾。不久，他所指挥的八军、二十六军除少部分逃到缅甸外，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几个月后，李弥受蒋介石委派赶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此后，李弥又被委任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目的是有朝一日能从西南方向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重回境内“执掌政权”。

三年之后，在缅的李弥部队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为了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李弥指挥部队种植鸦片制成毒品并贩卖，逐渐成了声名狼藉的金三角大毒枭。缅甸政府多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并派部队对李弥进行围剿。一年后，在缅甸生存不下去的李弥率大部分人员撤退至台湾。

1973年12月，李弥病死于台湾。

李弥，这位抗战时曾率部袭击日军宜昌机场、烧毁日军飞机二十一架的少将师长，从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一步步沦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忠实帮凶，最后成为一名被国际社会唾弃的毒枭，他的人生经历成为了现当代史上的一则“奇谈”。

随着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时间的日益逼近，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杨云枫的头脑中反复闪现：“战斗打响后，杜聿明等人如果乘飞机溜掉怎么办？”

在永城陈官庄一带，有个村庄叫朱小庄，被围困的国民党部队在那里修建了临时机场，四周布置重兵把守。遇到紧急情况，瓮中之鳖的杜聿明等高官完全有可能乘飞机从朱小庄逃之夭夭。

“必须在发动总攻前拿下机场，彻底切断杜聿明等人逃跑的后路！”杨云枫下定决心后，便带领邵晓平秘密前往朱小庄附近华野一纵的前沿阵地。

抵达朱小庄后，杨云枫会同驻防部队一位叫周文江的指导员很快摸清了地形。庄子后面有一条河，河对面就是国民党部队的临时机场。由于敌人对机场防守严密，强攻硬夺不可能成功，只能智取。

智取的前提是必须摸清敌人机场内部的场地设施和防范情况，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周文江主动请缨，要求化装进入机场侦察敌情。杨云枫想了一下，认为方案可行，但为保险起见，就指派机智多谋的邵晓平同行，希望依靠两人的相互配合确保万无一失。

一连两天，通过望远镜查清机场周边敌人的活动规律后，这天，趁着天黑，身穿国民党士兵服的周文江和邵晓平待对岸敌人一波巡逻队走过，就乘坐木筏悄悄过了河。二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