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去与现实和解，试着立法恢复对金鸡纳和其他重要药材的垄断来换取国泰民安，但现实却再次给了他警告，令他始料不及，世界变了，世事继续游走在他的权力之外，因为已经没有金鸡纳了，将军，没有可可没有靛青了，将军，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他的个人财产例外，它是无法计量的、贫瘠的，受着好逸恶劳的威胁，然而在新的不幸面前他仍旧没有做出改变，只是派人给老大使洛克斯博瑞捎去了口头上的挑战，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多米诺骨牌桌上找到解决办法，但大使借用他的风格回答说门儿都没有阁下，这个国家已经分文不值了，当然了，除了海洋，它明净丰饶，在底下燃一支蜡烛就足够在它自己的火山口熬一锅宇宙海鲜汤了，所以您考虑考虑吧，阁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那笔即使有百代如阁下您一样勤勉的英才都无法偿清的拖欠款项的利息，然而第一次他甚至没有严肃对待，只是一面陪他走向楼梯，一面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看看这些外国佬多野蛮啊，说到海他们怎么能就只知道吃呢，告别时他仍在他肩膀上习惯性地一拍，而后又回到孤身一人的状态，感觉自己正处在权力的荒漠里一团团虚幻之雾中，当武器广场上军队在欢呼间隙分发食物饮料的激励消耗殆尽时，群众马上纷纷离去，他们带走了内容重复的标语牌，并把租来的口号板放在一旁以待将来在相同的庆典中使用，他们再次留下了荒芜而悲伤的厅堂，尽管他与从前，与这里还不是一栋死人的宅院而是一座比邻的宫殿时一样，下令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门，让想进来的人都进来，但只剩下那些麻风病人了将军阁下，只有那些经年累月待在府前的盲人和瘫痪患者了，这些人与当年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个门口看到的他们一样，沐浴在金色阳光中，被摧毁却不可战胜，他们确信自己早晚会再进去，从他手中接过治病的盐，因为他熬过了所有的逆境、经受住了最无情的热情和最可怕的被遗忘的圈套，他是永恒的，他的确是，他会在从牛棚回去的路上再次遇见他们，看到他们正在院中临时搭起的砖灶上热着厨房里剩下的罐头，看到他们躺在凉席上伸展四肢呈十字状，而那凉席在玫瑰芬芳的影子中已被溃疡处的汗液泡软，他让他们建公用炉灶，为他们买新的凉席，并在院子尽头搭起一个棕榈叶凉棚，让他们不必栖身在楼内，然而没出四天，他不是发现一对在宴会厅的阿拉伯地毯上睡觉的麻风病人，就是撞见一个在办公室中迷了路的盲人，或者一名在楼梯上骨折了的瘫痪患者，他于是将楼门紧闭，以免墙壁上留下鲜活的糜烂印迹，也防止他们身上散发的医疗部门用来消毒的苯酚的气味熏染了空气，然而，他刚把他们从一处清走，他们就在另一处出现，在别人已对那个无用的老头不再抱有任何指望时，他们坚韧不摧地固守着自己的古老渴盼，那个老头会把写下的回忆塞入墙缝里，像梦游者一般摸索着穿过记忆的迷蒙池沼中的风，躺在吊床上度过失眠的时光，自问我他妈的该怎么做才能摆脱新大使费舍尔的诡计呢，他建议我宣布现在黄热病成灾，以便根据互助协定为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提供正当理由，为垂死的祖国注入新的气息需要多少年，这个协定就会有多少年的效力，他马上答道，门儿都没有，他再次经历了自己统治之初的情形，并且陶醉其中，当年面对平民起义的严重威胁，他便是依靠这种手段得到了游走在军事法律之外的权力，他颁布法令宣告国家进入瘟疫时期，他在灯塔上升起黄色的旗帜，并关闭港口、取缔弥撒、禁止在公开场合哭丧或弹奏会唤起人们追忆死者的歌曲，他命令军队不眠不休地监察法令执行的情况并授权他们随意处置瘟疫病患，于是戴着医疗机构袖标的军人当众处死了健康状况各异的民众，他们如果怀疑哪些民宅不符合他的规定，便会在其门前画上红圈，还会在普通罪犯、娘娘腔与男人婆的额头上烙印，与此同时，一支由米歇尔大使向其政府紧急申请的医疗队伍正致力于防止总统府内的居民受到感染，他们从地上捡起七个月早产儿的粪便拿到放大镜下分析，在大水瓮中撒入消毒药丸，还给他们科学实验室里的动物吃蛆虫，他却笑得要背过气去，并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别犯傻了，先生们，这里除了你们，没有别的瘟疫了，但他们坚持说有，他们有最高命令，上面的人说有，他们准备了一种有预防功效的黏稠的绿色蜜露，并一视同仁地把它涂在所有访客的全身，无论是最普通的平民还是最有声望的显贵，他们要求人们前来谒见时与他保持距离，要站在门槛上，而他则坐在能闻其声而远离其气息的房间深处，和出身高贵却赤身裸体的人喊叫着交谈，这些人用一只手比画着，阁下，另一只手则遮盖着那只被胡乱涂抹的颓萎的鸽子，这么做都是为了防止那个人受到感染，他已在失眠的虚弱中想到了这场虚假灾难的细枝末节，编造了扎根于土地的谣传，散播了末世的预言，因为他认为，人们越不明就里就越会恐惧，所以当他的一位吓得脸色惨白的副官在他面前立正站好报告消息时，他几乎连眼都没眨，瘟疫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于是透过总统四轮马车愁云密布的玻璃窗，他看到了废弃的街道上应他的命令而被打断的时间，看到了黄色旗帜上的惊惧氛围，看到了一扇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