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宗教认同”绑定。

中世纪（公元10世纪—15世纪）：东欧出现早期封建国家，如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捷克王国。这些国家效仿西欧“封建制”，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形成“国王—贵族—骑士”的层级体系，贵族对封地拥有实际控制权，国王对疆域的管控力较弱，导致疆域长期碎片化——如波兰王国曾因贵族割据，疆域多次分裂与重组；巴尔干半岛则因拜占庭帝国衰落、奥斯曼帝国入侵，成为“大国争夺的缓冲区”，领土主权频繁更迭，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疆域观。此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成为东欧各国领土认同的核心纽带，“宗教共同体”的意义甚至超越“疆域边界”，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走向。

2. 俄罗斯（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公元9世纪—16世纪）：“反抗与扩张”下的疆域崛起

俄罗斯的领土实践始于“基辅罗斯”，历经“蒙古统治”后的反抗，最终走向“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扩张型疆域”，核心是“东正教认同”与“军事扩张”的结合。

基辅罗斯时期（公元9世纪—13世纪）：斯拉夫人在基辅建立“基辅罗斯”，效仿拜占庭设“公国”，以“东正教”为国教，形成“宗教—政治”合一的领土意识。此时的疆域以基辅为中心，覆盖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西部，通过与拜占庭贸易、与游牧部落战争，逐步拓展领土，但未形成中央集权，各公国（如莫斯科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相对独立，疆域边界不稳定。

蒙古统治时期（公元13世纪—15世纪）：基辅罗斯被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征服，成为蒙古的“藩属”，俄罗斯各公国需向蒙古缴纳贡赋、接受册封，领土主权被蒙古掌控。这一时期，俄罗斯的“领土意识”与“民族反抗意识”觉醒，莫斯科公国凭借“蒙古代理人”身份逐步崛起，通过兼并周边公国、积累实力，为后续独立与扩张奠定基础。

莫斯科公国崛起时期（公元15世纪—16世纪）：莫斯科公国推翻蒙古统治，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领土实践进入“扩张期”——向东征服西伯利亚（利用哥萨克骑兵开拓），向西与立陶宛、波兰争夺西部疆域，向南吞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逐步形成“地跨欧亚”的疆域雏形。此时的“领土主权”以“东正教为精神核心、莫斯科为政治中心”，疆域的拓展即“俄罗斯民族的生存空间拓展”，这种“扩张型疆域观”成为俄罗斯后世领土实践的重要传统。

综上，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在华夏文明辐射下形成“本土化领土路径”——日本以“武家权力平衡”维系疆域，朝鲜半岛以“宗藩秩序固化边界”；东欧与俄罗斯则在文明交汇中走出“碎片化”与“扩张型”道路——东欧因多方影响长期疆域分散，俄罗斯则通过反抗与征服崛起为跨欧亚的疆域大国。这些实践既受区域文明互动的影响，又深刻烙印着自身的历史基因，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主权观念的丰富分支。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海陆交汇枢纽”（连接中国、印度及中东、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且多山地、岛屿的地理环境破碎，其古代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海洋贸易驱动”“多元文明交融”“城邦与王国交替”的独特图景，既无单一“大一统”传统，也未形成欧洲式封建分裂，核心围绕“贸易控制权”“宗教认同”“区域霸权”展开。

一、“海岛东南亚”：贸易为核，城邦与帝国的疆域博弈

海岛东南亚（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区）以群岛、海域为主体，领土实践深度绑定“海上贸易”，形成“以港口城邦为中心、以贸易路线为纽带”的疆域逻辑。

1. 早期城邦时代（公元1—13世纪）

受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该地区涌现出大量“港口城邦国家”（如三佛齐、室利佛逝、马六甲王国前身），其“领土”并非固定陆地疆域，而是“以港口为核心的贸易控制区”——包括港口城市、周边农业村落，以及辐射范围内的海域、贸易航线（如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

这些城邦通过控制贸易节点（如征收关税、垄断香料贸易）获取财富，疆域的“主权”本质是“贸易控制权”：若能掌控关键港口与航线，即使管辖陆地面积小，也能成为区域强国（如三佛齐凭借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称霸东南亚海域数百年）；反之，若贸易路线转移，城邦疆域便会迅速衰落。

同时，这些城邦多受印度文化（如印度教、佛教）影响，将“王权神化”与“贸易疆域”结合——国王以“神权统治者”身份，宣称对港口及周边海域的“神圣管辖权”，宗教认同成为维系贸易疆域的精神纽带。

2. 后期帝国时代（公元14—16世纪）

随着贸易规模扩大，部分城邦逐步征服周边岛屿，形成“海洋帝国”，领土实践从“贸易控制”转向“多岛整合”。

最典型的是“满者伯夷帝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其通过军事征服，统一爪哇岛并控制苏门答腊、巴厘岛等周边岛屿，建立起“核心岛直接管辖、偏远岛间接控制”的治理模式：核心区域（爪哇岛）设行政官员直接征税、管理土地；偏远岛屿则保留当地部落首领权力，但需向帝国缴纳贡赋（如香料、黄金），并承认满者伯夷的宗主权。

不过，这类“海洋帝国”的疆域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