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应用更趋“务实”，大型礼器制作几乎停滞，转而聚焦于“随身饰品”与“权力标识”：军阀与藩王常将宝石镶嵌在佩剑剑柄、玉带扣上，既彰显身份，也便于战乱中携带；普通士族则多选用玛瑙、水晶制作小型佩饰，力求“简约实用”，与大唐时期的全民宝石热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化与象征意义层面，宝石成为割据政权“文化正统性”与“地域认同”的隐性表达。北方政权虽战乱频繁，却仍试图通过宝石维系中原礼制传统：后唐庄宗曾仿照唐代玉册形制，用和田玉制作“即位玉册”，借宝石的“礼制符号”强化政权的“中原正统”身份；南方的南唐则将宝石与本土文人文化结合，李煜在词中以“玉砌雕栏”暗喻宫廷奢华，将宝石器物与家国情怀绑定，赋予其独特的“南唐文化印记”。此外，各政权间的“宝石馈赠”也成为外交手段：后蜀曾向北宋进贡“翡翠屏风”，吴越国向契丹赠送“珍珠玛瑙鞍”，宝石虽不再是大唐时期连接中外的文化名片，却成为乱世中政权间博弈的“价值媒介”。

尽管五代十国的战乱让宝石文化失去了大唐的开放与繁荣，但它在地域化发展与工艺传承中，为宋代宝石文化的“雅致化转型”埋下了伏笔——正是这段时期对宝石“实用属性”与“地域特色”的探索，让后世得以在和平年代，重新挖掘宝石的文化内涵，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随着民族政权并立与多元文化交融，中国对宝石矿产的认知与应用呈现出“南北分流、胡汉互鉴、雅俗共生”的复杂格局。不同政权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与资源禀赋，对宝石的价值认知、工艺偏好与应用场景各有侧重，共同推动宝石文化在碰撞与融合中走向新的丰富性。

在中原宋朝，宝石文化彻底完成“雅致化转型”，成为文人审美与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认知层面，宋代对宝石的鉴别更趋精细化，《云林石谱》虽以赏石为主，却也记载了玛瑙、水晶的“色泽分类”与“产地特性”，如“玛瑙出西域者，色正红，名血玛瑙”；专门的“珠玉行”不仅经营宝石，更形成了一套通过“看色、测硬度、辨纹理”鉴别真伪的民间经验体系。工艺与应用上，宋代宝石脱离了唐代的奢华张扬，转向“小巧雅致”：文人阶层偏爱用和田玉制作“玉坠”“玉牌”，雕刻题材多为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如苏州出土的“白玉透雕折枝花卉纹佩”，以极简线条勾勒花枝，尽显文人“清雅淡泊”的审美；市民生活中，宝石应用更趋普及，汴梁、临安的首饰铺里，普通百姓可购买玛瑙簪、水晶耳环，甚至儿童玩具也有镶嵌小型宝石的，宝石从“权贵符号”进一步融入“日常审美”。此外，宋代还出现了“玉雕文玩”新品类，如玉制印章、笔洗，将宝石与文人“文房雅趣”深度绑定，赋予其全新的文化内涵。

在北方辽、金、元等游牧民族政权，宝石则更多承载“权力彰显”与“民族审美”的功能，呈现出“粗犷大气”的风格特质。辽代贵族偏爱用玛瑙、琥珀制作器物，如辽墓出土的“玛瑙羽觞”，杯身采用整块玛瑙雕琢，保留天然纹理，造型豪放，既体现对宝石“天然之美”的推崇，也暗含游牧民族的“勇武气质”；金代则继承辽代工艺，同时引入中原和田玉，将“春水玉”“秋山玉”作为贵族专属饰品——“春水玉”雕刻天鹅与海东青捕猎场景，“秋山玉”展现山林鹿群，既反映游牧生活，又借鉴中原玉雕的“写实技法”，实现“胡汉工艺融合”。元代作为大一统王朝，凭借横跨欧亚的疆域优势，构建起更庞大的宝石贸易网络：从西域引入大量和田玉、青金石，从东南亚进口红宝石、蓝宝石，甚至将阿拉伯的“金镶宝石”工艺引入中原，元大都的“珠宝市”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宝石交易中心之一。同时，元代将宝石与“宗教信仰”深度结合，藏传佛教在中原传播时，青金石、玛瑙被用于制作佛像装饰与法器，如北京白塔寺出土的“青金石佛珠”，每颗珠子色泽均匀，体现元代对宝石“宗教价值”的重视。

在西北西夏政权，宝石文化则呈现出“本土化与汉风并存”的特色。西夏虽疆域狭小，却掌控河西走廊这一“玉石之路”关键节点，得以大量获取和田玉。其宝石应用既保留游牧民族的“实用导向”，如将玉料制作成刀柄、箭簇，又借鉴中原礼制，用和田玉雕琢“玉册”“玉印”，强化政权合法性；工艺上，西夏独创“玉嵌金银”技法，将细小玉片镶嵌在金银器物表面，形成“金玉辉映”的效果，如西夏王陵出土的“金柄玉刀”，刀柄鎏金，刀身镶嵌玉片，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

这一时期，宝石不再是单一文化的载体，而是成为各民族交流的“隐性纽带”：辽金借鉴中原玉雕技法，宋代从辽代引入琥珀加工工艺，元代则将西域宝石与中原文化结合。这种“多元互鉴”的特质，让辽宋夏金元的宝石文化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丰富了中国宝石文化的内涵，为明代宝石文化的“体系化总结”与清代的“鼎盛再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对宝石矿产的认知与应用迈入“体系化总结”与“极致奢华”的收官阶段。依托大一统王朝的稳定秩序、成熟的手工业体系与全球化贸易的初兴，宝石不仅成为皇权与贵族阶层“身份炫示”的核心载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