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尤其是禅宗）因得到皇室扶持，成为主流思想，义天大师融合华严宗与禅宗，提出“圆融无碍”的观点；但儒学也在逐步发展，郑梦周等儒者主张“儒佛互补”，以儒学规范社会伦理，以佛教安顿心灵，为后来儒学的崛起奠定基础。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建立后，朱子理学被确立为唯一官方思想，李滉（退溪）与李珥（栗谷）成为“朝鲜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滉在《退溪全书》中，深化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提出“理为气之主宰”，认为“理”是纯粹的道德本体，“气”是形成万物的物质基础，需通过“存理灭欲”实现道德完善；李珥则主张“理气二元论”，认为“理”与“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更强调“气”的能动性，两人的辩论（“四七论辩”）推动朝鲜性理学达到思辨高峰，甚至超越了中国本土的理学发展。

到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实学”思潮兴起，以批判性理学的“空谈心性”为核心。丁若镛（茶山）是实学的代表，他在《牧民心书》中主张“学以致用”，反对脱离现实的理论思辨，提倡研究农业、手工业、军事等实用学问，甚至提出“土地公有”“废除科举”等改革主张，其思想既吸收了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也融入了对朝鲜社会现实的反思，成为朝鲜古代哲学中“务实精神”的代表。

东欧：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东正教与本土传统的融合思辨

东欧地区的古代哲学，受东正教（拜占庭基督教）与本土游牧、农耕文化影响深远，核心是“探索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的结合”，形成了以“东正教神学”为核心、兼具本土特色的思想形态。

俄罗斯：从“东正教神学”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觉醒

俄罗斯古代哲学的起点，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东正教从拜占庭传入后，很快与俄罗斯本土“多神教”（崇拜森林、河流、祖先）融合，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独特形态，其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神学阐释与社会伦理中。

中世纪时期（10-15世纪），俄罗斯哲学以“扞卫东正教正统”为核心。菲洛修斯修士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认为拜占庭（第二罗马）灭亡后，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唯一正统中心，俄罗斯是“上帝选中的国家”，需承担“拯救世界”的使命，这一思想既强化了东正教的神学权威，也为俄罗斯后来的“大国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禁欲主义”神学盛行，尼尔·索尔斯基等修士主张通过“隐居修行”“内心忏悔”接近上帝，反对教会的世俗化，形成了“禁欲派”与“现世派”的辩论，推动了东正教神学的思辨发展。

18-19世纪，俄罗斯哲学进入“思想觉醒”阶段，诞生了“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两大流派。斯拉夫主义者（如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主张俄罗斯有独特的文明道路，认为东正教的“集体主义”“神秘主义”与俄罗斯人的“村社传统”（米尔）高度契合，反对盲目学习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主张通过东正教与村社传统构建理想社会；西方主义者（如恰达耶夫、赫尔岑）则批判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东正教的保守性，主张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自由、平等、理性），推动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革。两派的辩论虽未形成统一结论，却首次突破了东正教神学的束缚，开启了俄罗斯哲学对“本土身份”与“现代化道路”的深度思考，为后来的俄罗斯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埋下伏笔。

东欧国家：拜占庭文明与本土文化的交织

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的古代哲学，因地处“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斯拉夫文化”的交汇地带，呈现出更复杂的多元融合特征。

波兰在中世纪时期，因与西欧交流频繁，既受东正教影响，也吸纳了西欧经院哲学的思想——14世纪的“克拉科夫学院”（后来的雅盖隆大学）成为思想交流中心，学者们既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也探讨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形成了“理性与信仰并重”的传统；16世纪的“波兰兄弟会”（索齐尼派）甚至批判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主张“理性高于信仰”，其思想带有早期启蒙色彩，对后来的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斯拉夫国家，则更侧重东正教与本土“游牧文化”的融合——匈牙利因曾是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建立的国家，其哲学思想中既有东正教的“慈悲”“忏悔”伦理，也保留了游牧民族“勇敢”“忠诚”的传统，13世纪的圣伊什特万圣徒将东正教教义与匈牙利的“爱国精神”结合，主张通过宗教团结民众，抵御外敌入侵；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则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中，将东正教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哲学思想更多体现为“通过宗教维系民族认同”，而非抽象的理论思辨，其思想中“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成为东欧地区的独特印记。

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通过对中国哲学的本土化改造，形成了适配自身社会的思想体系；东欧的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则在东正教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探索出独特的哲学路径。它们虽不如中国、古希腊哲学那样体系化，却以“适应性”与“本土性”为核心，在人类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