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察”（考核地方官），凡“贪、酷、浮躁、不及”者均会被罢黜，考核结果直接与仕途挂钩。

思想与实践：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朱元璋亲自编撰《御制大诰》，要求官员百姓皆习读，将廉洁教育融入日常教化；海瑞“抬棺骂嘉靖”、清廉自守的事迹广为流传，其《治安疏》中批判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的尖锐言论，成为明朝官员廉洁抗争的精神象征。

清朝：继承与僵化并存

清朝基本沿袭明朝廉政制度，同时结合满族统治特点进行调整，后期因封建制度衰落，廉政体系逐渐崩坏。

制度继承与调整：中央设都察院，保留“科道”监察体系，同时增设“军机处”，作为皇帝决策核心，进一步强化皇权对行政与监察的掌控；地方推行“督抚制度”，赋予总督、巡抚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网络。此外，清朝严禁宦官干政，废除明朝“厂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宦官专权引发的腐败。

法律与治理：修订《大清律例》，继承明朝“重典治腐”理念，对贪腐行为的界定与惩处更为细致，如区分“因公受贿”与“因私受贿”，量刑更具针对性；康雍乾时期，多次开展全国性“整贪运动”，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制度，将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的额外盘剥（耗羡）收归国库，再以“养廉银”形式发放给官员，试图以“高薪养廉”遏制贪腐，但后期养廉银逐渐沦为官员额外收入，反而加剧了腐败。

后期的崩坏与反思：晚清时期，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官场腐败日益严重。鸦片战争后，巨额战争赔款与洋务运动中的权力寻租，使得贪腐现象达到顶峰，如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时的“回扣”丑闻、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中饱私囊”导致军备废弛等，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诱因。同时，随着西方思想传入，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反思封建廉政制度的局限性，提出“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试图以民主制度约束权力，但在封建专制的顽固阻力下未能实现。

明清两代的廉政建设，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廉政体系的集大成者，其“重典治腐”“科道监察”等制度设计，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统治秩序与社会稳定。但由于皇权高度集中的本质局限，廉政建设始终依赖君主个人意志与封建伦理约束，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的根本保障，最终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走向崩坏。这段历史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制度经验，也深刻揭示了“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的永恒规律，成为中国近代探索廉政建设新路径的重要历史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清正廉洁领域的认知与实践，便已植根于城邦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土壤中，形成了与东方文明迥异却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治理雏形。

古希腊的廉洁理念与城邦民主紧密相连。在雅典，公民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官员多由抽签或选举产生，且任期短暂（如执政官任期仅一年），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滋生腐败。同时，雅典设立“陶片放逐法”，公民可通过投票将涉嫌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官员放逐出境，以极端方式维护政治清明。古希腊哲学家们也从伦理层面阐释廉洁的价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家国王”的构想，强调统治者需以“智慧、正义、节制”为美德，摒弃私利；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主张“法治优于人治”，认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是遏制官员腐败的关键，这些思想为廉洁治政提供了早期理论支撑。不过，古希腊的廉洁实践局限于城邦公民内部，奴隶与外邦人被排除在外，且随着城邦衰落，贵族专权与腐败现象日益凸显。

古罗马的廉政建设则在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型中呈现出动态变化。共和早期，罗马设立“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机构，形成权力制衡格局。为防止官员贪腐，罗马制定了《十二铜表法》，其中明确规定“官吏受贿，除没收财产外，还需处以死刑或流放”，量刑严苛。同时，罗马实行“财务官”制度，专门负责审核国家财政收支，对官员贪污公款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皇权逐渐膨胀，共和制瓦解，官员腐败问题愈发严重。尤其是帝国后期，官僚体系庞大臃肿，地方官员与军队将领通过搜刮行省财富、截留税收中饱私囊，甚至出现“卖官鬻爵”的公开交易，如皇帝康茂德时期，官职标价明码实价，腐败渗透到帝国统治的各个角落，成为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社会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动荡，宗教势力与世俗王权相互交织，廉政建设也呈现出“神权约束与世俗腐败并存”的复杂态势。

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教会成为欧洲社会的精神核心与实际管理者之一，教会以“原罪论”“禁欲主义”为教义，倡导官员与信徒摒弃贪欲，践行“廉洁、谦卑”的美德。教会设立“宗教裁判所”等机构，不仅监管宗教事务，也对世俗官员的道德行为进行监督，试图以神权权威遏制腐败。然而，随着教会势力的膨胀，自身腐败问题也日益暴露。中世纪后期，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神职人员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如出售“赎罪券”（信徒购买赎罪券即可赦免罪孽）、收取高额“什一税”，甚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