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便收拾行囊，悄然逃往宋国，以“避位”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也让诸侯们对“节义”二字有了更深的敬畏。

时光流转至夏六月，中原诸侯国尚未从戚地盟会的余波中完全平复，宋国又传来噩耗——宋共公固去世。宋共公在位十三年，始终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既不敢彻底依附晋国，也不愿得罪楚国，曾多次参与两国主导的盟会，试图为宋国谋求安稳的发展空间。他的离世，让本就暗流涌动的宋国朝堂彻底失去平衡：卿大夫华元、鱼石等人各有派系，新君宋平公年幼无知，无人能迅速稳住局面，宋国陷入“主少国疑”的困境，这也为楚国日后的北进提供了可乘之机。

果然，宋国国丧的消息传到楚国后，楚共王立刻召集大臣商议，准备趁机派兵北上，夺取中原土地，削弱晋国的联盟势力。此时，楚国大夫子囊却站出来反对，神色凝重地说：“去年我们才与晋国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约定两国休战、互不侵犯，如今刚过一年便背弃盟约，贸然北上，恐怕会失信于天下诸侯。一旦失去信用，各国便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到那时反而得不偿失。”

子囊的话音刚落，掌管军事的子反便高声反驳：“用兵之道，本就该审时度势，敌情有利于我们便前进，不利于我们便撤退，区区一个盟约，怎能束缚我们的手脚？如今宋国动荡、晋国尚未反应过来，正是我们北上的最佳时机，若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扩张势力可就难了！”两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楚共王最终被子反的“功利论”说服，决定出兵北上。

此时，早已告老还乡、居住在申地（今河南南阳）的楚国老臣申叔时，听闻楚共王决定背弃盟约的消息后，不禁长叹一声，对身边的侍从说：“子反这孩子，恐怕终究难以免于祸难啊。信用是用来守护礼义的根本，礼义是用来庇护自身的屏障，一个人若丢失了信用与礼义，就如同失去了铠甲的士兵，暴露在危险之中，想免于灾祸，怎么可能呢？”

不久后，楚共王便亲自率军侵袭郑国，大军一路北上，攻克郑国的暴隧（今河南原阳西）；随后又转而攻打卫国，兵锋直抵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郑国大夫子罕为报复楚国，也率领军队突袭楚国边境，成功攻取了楚国的新石（今河南叶县境内），双方你来我往，中原再次陷入战乱之中。

楚国的北进之举，让晋国朝堂也陷入争论。晋国大夫栾武子怒火中烧，主张立刻调动大军南下，讨伐楚国，为郑国、卫国报仇，维护晋国的盟主权威。然而，大夫韩献子却冷静地劝阻道：“如今不宜出兵。楚国背弃盟约、肆意征伐，已是失信于天下，若我们此时出兵，反而会让楚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对抗我们；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任由楚国继续施暴。他们的军队长期在外征战，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赋税与徭役，时间一长，楚国人民便会看清楚共王的野心，心生叛离之意。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谁还会为楚国作战呢？到那时我们再出兵，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击败楚国。”栾武子听后，仔细思索片刻，觉得韩献子的话颇有道理，便放弃了立刻出兵的想法，转而派人安抚郑国、卫国，等待反击的最佳时机。

鲁成公十五年春夏前两季事件，看似是诸侯间的征伐与博弈，实则是“信义”与“功利”的激烈碰撞：子臧坚守节义、拒绝君位，申叔时忧心信用丢失、祸难将至，代表着春秋时期“礼义至上”的传统价值观；而晋厉公凭盟主权威擒获曹伯，子反以“敌情”为由背弃盟约，则彰显了“实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不仅塑造了当时的列国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春秋末期的历史走向——随着功利主义逐渐占据上风，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愈发激烈，“礼崩乐坏”的局面也愈发严重，为战国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眼见鲁成公十五年春夏前两季盟会讨逆与列国信义之辩诸事，使得中原大地诸侯列国纷争愈发激烈，同时其中明争暗斗也是如火如荼一般近战，如此紧急态势，也不由得让在一旁静观其变的王嘉这小子大为感慨，只见他在遥望远方之后不久，长叹几声之余，也是不紧不慢的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这天下的道理，怎么越看越让人糊涂，又越想越分明啊！”王嘉望着书库外远处起伏的田埂，指尖还捏着刚抄录好的戚地盟会竹简，语气里满是少年人独有的困惑与通透，“先前总以为‘礼义’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像子臧先生那样，放着君位不坐也要守节义，才是君子该做的事；可如今看晋侯擒曹伯、楚子背盟约，倒像是‘拳头硬’的人说了算——这‘信义’与‘功利’，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他低头摩挲着竹简上“晋侯执曹伯”四个字，眉头轻轻蹙起：“《春秋》写得公允，既不替曹伯遮篡逆之过，也不夸晋侯讨逆之功，只说‘执’，倒让我看明白了一层：曹伯虽没害百姓，却坏了‘宗法’的根；晋侯虽维护了联盟，却用了‘盟主权威’压人，这两边都不是全然的对与错。就像师哥说的，列国争霸，哪有纯粹的‘信义’？可子臧先生逃去宋国时，诸侯们不也都敬他吗？可见‘信义’虽不能当饭吃，却也不是半点用没有。”

话锋一转，王嘉又想起楚国的事，语气里多了几分惋惜：“子囊大夫说得多好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