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很容易不得要领。

总不能不出门，硬着头皮出了房间，作浑然清白状下楼去餐厅，几个人看见我都笑，问我记不记得昨天的事。他们说我当众小便。说从洞里到车上是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员架过去的，很像从哪儿抓出来的现行犯。说杨局长破了相，脸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说我的衬衣是旅游局小张洗的。我嘿嘿然，半天说了三句：有辱斯文，有碍观瞻，斯文扫地。接着向众人告罪。这个早晨，我见到一个人就道歉，再三道歉，直到弄得人家比我还不好意思，心方稍安。

这时又来了两个女记者，一见我也笑，显然是知道了。她们说昨天就听说我干的好事了。

早饭后，他们去滇池龙门，我去过，也无心出门，就回房间和两个女记者聊天。

她们问我和她们聊天会不会担心她们乱写。我跟她们说，我总要相信一些人，我宁愿还是先相信人，直到这人证明不堪信任再一个个择出去。初次见面无从辨别，我一般倾向相信女的，女的里倾向相信年轻女子，年轻女子中倾向相信面貌姣好的，面貌姣好的倾向相信生活无忧的，因为这类人群社会压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保存相对完好，环境允许她们善良，她们也没理由不善良。再说如果被人骗是注定的，与其让别人骗还不如让她们骗。

尽管记者的职业似乎要求有闻必录，但有几个默契一般是不需要重申的，一是政治性话题说说完了；二过分隐私的内容和涉及他人特别是对朋友的议论要采访对象认可一下；三不要抖事后机灵，把自己没说过的话加进访谈好像自己提问多尖刻似的。

我们聊得很好，起码我说话时没什么障碍。聊的内容可供发表的大概她们已分头写在她们的报纸上了。

我有印象的有两个话题，一是她们问我对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后悔的，我说有，一是白岩松一是梁晓声。梁晓声纯是误伤，白岩松其实我对他没那么反感，只是对他那本书中的某些态度不舒服。批评某人也不是就恨铁了这个人，大多数时候只是针对他的某一方面。

二是谈到“心灵自由”。我把这当做生活好坏的标准。而且就因为心灵本不自由，所以要豁出去奔向自由，哪怕是步入歧途——那也注定无法自由。

聊天的过程中一直有电话打进来，有服务员进进出出。过了一会儿殷红带来一个叫李勃的人，这人也是北京蓝靛厂空军学院的小孩，当兵在云南就留下，20世纪80年代也写过小说，后来去海南，继而深圳，现在昆明办一个高尔夫球场。

李勃说昆明这地方就适合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