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我的手。我感觉到其他人就在我身边，我们的家是多么温暖舒适。但这一切却是那么遥远，因为我正处在自己内心深处，而那儿只有冰冷的恐惧。

此行的最后一天，我和哥哥坐在海边。空气很凉爽，海风吹动了我们的头发。一艘渔船从海上驶过，轮廓渐渐消失在海平面上。

“喂！”马蒂说。

“嗯？”

“可惜我们不常见面。”他取下眼镜，伸出拇指和食指按压着鼻梁，“过去这些年，我可能算不上一个好哥哥。”

“你就是个聪明的浑蛋。”

“嗯，或许是的。”

“一个自作聪明的大浑蛋。”

“谢谢，我懂了。”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似乎转眼间重新焕发了青春：“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那天下午，哥哥姐姐开始打包回程的行李，我和埃莱娜最后一次去村里散步。

“马蒂的那些怪癖怎么样了？”我问，“锁五次门，有规律地往下按很多次门把手，走路不踩石头缝……这些都怎么样了？”

埃莱娜低下了头。“之前有段时间越来越严重，”她说，“甚至发展到一年做五次癌症预防，还不敢坐升降梯和扶梯，生怕它们会给他带来不幸。”

“什么？”

埃莱娜忍不住笑了：“是啊，他觉得升降梯和扶梯都怀有歹意。起初他有意瞒着我，被我看到后，还想靠玩笑糊弄过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强迫症充斥了他的生活。几个月前，他开始接受治疗。”

快到家了，已经能看到马蒂在往行李箱里装行李。他一边装，一边哼着歌剧《卡门》中的一支小调。

“他戒掉那些怪癖了？”我问。

“但愿吧，是好些了，但我有时能感觉到它们还在那里，只是被他更好地掩藏了起来。我想抓个现形，但至今还没成功过。”

见我走进花园，哥哥朝我点了点头。我想，艰难的童年就像隐形的敌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何时发动攻势。

第二部分

出了摩托车车祸后，我恢复得很快。没过多久，我就能阅读、看电视和打电话了，我的诊断结果也正式出炉：脾脏挫伤，右侧胫骨和腓骨骨折，锁骨骨折，严重脑震荡。医生说我确实不太走运。

走运。这个词近来几乎与我绝缘了。

有人敲门。托尼带着孩子们走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埃莱娜。托尼是专程为我飞来慕尼黑的。

孩子们跑到床边拥抱了我。文森特送给我一幅画，上面是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在露齿微笑；路易丝把一只毛绒玩具放在床头柜上，大概是想让它给我做伴。他俩已经七岁了，但我依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