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西装革履的洋人搂着穿旗袍的女子走进百货公司，橱窗里的霓虹灯把“大减价”三个字照得刺眼。

他总觉得这繁华蒙着层血色。

街角那处曾被警戒线围起来的地方，如今摆上了卖香烟的小摊。摊主是个断了半截手指的工人，听说夏天就在巡捕房外挨过枪子。有人问起五卅那天的事，他总是低头用残指卷着烟纸，声音闷在喉咙里：“过去了，都过去了。”可徐渊见过他夜里蹲在巡捕房后墙根，对着墙缝里嵌着的半片血衣发呆。

工厂区的烟囱依旧冒着黑烟，只是日资纱厂门口多了块木牌，用歪扭的中文写着“工人工资加一成”。作为时刻留意市场动向的资本家之一，徐渊知道那点涨幅还抵不上物价的三成。他看到有老工人用粗糙的手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单喃喃自语“这算哪门子改善？他们把打死顾正红的钱，匀了点给我们买米，就当没事了？”

公共租界的巡捕换了批新面孔，印度巡捕少了些，更多穿黑制服的英国人扛着枪站在岗亭里。听说“惩办凶手”的结果，就是把那天开枪的巡捕调去了香港——换个地方继续拿枪指着中国人。他见过那巡捕的照片，在一份外文报纸的角落，嘴角还挂着和去年夏天一样的漠然。

最刺目的是外滩。那些挂着英、美、日国旗的银行大楼，比从前更高了些——听说他们用从中国赚的钱，又加盖了两层。江面上停泊的外国军舰少了几艘，却多了艘挂着“万国商团”旗帜的炮艇，炮口依旧对着陆家嘴的方向。

偶尔有学生在街上散发传单，不再喊“收回租界”，只印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字样。可没走几步，就会被巡捕拦住，传单被揉成纸团扔进垃圾桶。有次徐渊看见个穿中学校服的少年，把传单藏在课本里，趁巡捕转身的瞬间，飞快地塞进黄包车夫手里。那车夫攥着纸的手在发抖，却把车往僻静的巷子里赶，像是捧着团火。

法租界的公馆区依旧夜夜笙歌。他去参加过一次洋行的晚宴，席间有英国领事举着香槟，笑着说“上海的秩序恢复得很好”。旁边有人附和，说“中国人还是需要引导的”。徐渊看着那人领带上别着的钻石别针，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在警戒线外闻到的血腥味——原来钻石和血，在某些人眼里，是能混在一起下酒的。

夜里过苏州河时，总能看见对岸棚户区的灯火。省港罢工的工人有不少躲在那里，靠着各地寄来的捐款过活。有次他划船过去送棉衣，听见有人在唱《国际歌》，调子跑了，却唱得笔直，像暗夜里竖起的脊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见他，递来张油印的小报，上面印着共产国际的宣传文章，字迹模糊，却烫得人手心发热。

风更冷了，吹得他站立的露台上的铁栏杆冰凉。徐渊摸出怀表，看了下时间，早上收到的消息，说香港的英国商行快撑不住了，船运停了大半。他想起宣传小报末端画着的小小五角星，旁边写着：“冬天会冷，但火不会灭。”

低头看向江面，潮水拍打着岸边的石阶，发出沉闷的响声。那些被拒绝的诉求，那些没收回的租界，那些依旧飘在头顶的外国旗帜，像石头压在上海的胸口。可江水还在流，带着上游的泥沙，也带着某个深夜从棚户区漂来的、写着“反帝”的木牌。

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敲了十一下。徐渊把怀表揣回怀里，转身往楼梯口走。上海滩的夜，依旧被租界的灯光切得四分五裂。但在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总有人在擦火柴，一簇簇微光，像撒在黑夜里的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