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字里行间、茶馆的闲谈之中，他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蜕变——人们提起他时，不再只说“徐氏实业的老板”“西南的商业巨头”，而是多了几分敬重，称他为“以财济武的善人”“能把银子花在刀刃上的实业家”，更有人将他视作“用财富点燃社会动力的引路人”。

各大报纸的社论，更是不吝笔墨地为他站台。《申报》的社论标题直白而恳切：《徐公渊：以商养武，以武兴邦》，文中写道：“当此国运维艰之际，徐公不以财富自矜，反掷重金倡办武会，非为虚名，实为传承国术、提振民气。此举远超寻常商贾之格局，堪称‘国之栋梁，武道之助’。”《北平晨报》的社论则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切入：“古之商人，多为‘逐利’；今之徐公，却以‘逐义’为先——以实业之利，养武道之魂，让天下武者有舞台，让中华国术有传承，此等远见，非寻常商人可及。”连一向措辞严谨的《大公报》，也在社论中称赞：“徐渊之慷慨，非炫富，乃担当；其远见，非投机，乃情怀。七万大洋奖金，砸出的不是擂台，而是国术复兴的希望。”

街头巷尾的议论，更是把他捧上了“民心高地”。上海茶馆里，穿长衫的文人放下茶杯，感叹道：“徐老板要是多几个，何愁国术不兴？”旁边的武馆师傅连连点头：“可不是！以前办擂台，要么是官方敷衍了事，要么是商人借机敛财，哪有人像徐公这样，真金白银给年轻人铺路？”北平胡同里，老人给孩子讲报纸上的新闻，说：“这个徐渊，是个好人，把钱花在了让中国人挺直腰杆的事上。”广州码头的工人，虽然知道自己没本事参赛，却也竖着大拇指说：“徐老板大气！比那些克扣工钱的资本家强百倍！”——人们谈论他的财富时，不再带着“仇富”的酸意，反而多了“敬佩”的暖意，因为他把财富用在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给武者机会，给国术希望，给这个动荡的时代，添了几分“实干兴邦”的底气。

当然，舆论的洪流中，也夹杂着几缕微弱的“不同声音”——那是些守着“传统武道”观念的保守派，多为隐于市井的老派武师、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在小圈子里低语，或在报纸的“读者来信”栏里写下短评，语气带着几分忧虑：“武道之本，在于修身养性，以德为先，非为金钱所驱。徐公此举，虽意在激励，然巨额奖金在前，恐让年轻武者迷失本心，只重胜负，不重德行，反倒坏了国术的根基。”有位年过七旬的太极老宗师，在与弟子闲谈时更是直言：“想当年我们练拳，只为强身健体、防身护院，哪有什么奖金？如今动辄五千大洋，年轻人怕是会把‘打拳’当成‘赚钱’的营生，丢了武者的本分。”

只是这几缕声音，在举国沸腾的支持声中，显得太过微弱，如同投入火海的几滴水珠，瞬间就被淹没。大多数人根本无暇顾及这份“忧虑”——武者们盯着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展示才华的舞台；普通民众盼着的，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武道盛会，是“中华武术能行”的证明；就连不少老派武师，嘴上说着“金钱扰心”，暗地里却也嘱咐弟子：“去南京看看也好，开开眼界，别一辈子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整体的舆论，依旧被热烈的期待与支持填满。报纸上的社论一篇接一篇，全是“赞扬徐公远见”“期待武会盛况”的声音；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把徐渊的故事编得愈发传奇，说他“年轻时也是练家子，如今掷金办武会，是为圆天下武者的梦”；各地的武馆，报名参赛的年轻人挤破了门槛，师傅们忙着给弟子打磨拳术，准备行装——没人再纠结“金钱是否会坏了武道初心”，因为徐渊用实实在在的筹备、周全的安排，让人们看到：他给的不只是奖金，更是一个让国术“活起来”的机会。

徐渊的名字，就这样随着这场舆论狂潮，深深印在了国人的心里。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商业巨头”，而是一个“懂武道、重传承、有担当”的实干家——这份名声，比他的商业版图更珍贵，也比那七万大洋的奖金，更能支撑他的“武道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