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发展，也才有比较方便的交通系统和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别是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无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积较小的区域性政权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内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内的太原、大同、临汾，便都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盆地内，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数都城建在崇山峻岭之中，但这并不是统治者乐意选择这种地形建都，而是境内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较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即使这样，这种都城仍是建在境内地势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状况的变化也会引起城址的变化。西汉和隋唐的都城长安都在今西安市，但两城城址不同，变迁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寻找较为开阔的城址。汉长安城在龙首原北原，北临渭河。汉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摆动，侵蚀北原，北原面积缩小。因此，隋建大兴城时，把城址选在平原面积较大、便于都城发展的龙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将相的宫殿园囿、沟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绿水加以美化点缀。近水择址，也可为灌溉和航运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对城址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国的古都无不是设在大江大河旁边。西北干旱地区河流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较为丰富的绿洲上。此外，水源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城址的迁移。元朝兴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旧址而选择在它的东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赖的水源——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动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畅。要将统治者的命令迅速送达全国各地，来自全国的信息较快地反馈到都城，东西南北的物资尽快地输送到都城，都离不开优越的交通条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战国时，秦国的三个都城雍、栎阳和咸阳，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为此，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挖运河，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因此，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就开挖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入黄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围要山环水绕，便于防守。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以资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北朝、隋、唐的长安，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原因是要“临河以为渊”。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南望伊阙，北据邙山，东临瀍[chan潺]水，西接涧河，洛水中贯，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借助于血肉长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东周)、汉(西汉和东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担心定都开封，屯驻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dan单〕(意思是用尽)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五，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上节已经指出，唐中叶以前，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经济落后，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开发早，终南山物产丰富，取之不尽。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

第六，山川要秀丽，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饮甘餍饫[yanyu厌玉]之余，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田猎游乐。他们不仅在城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