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一是“分化瓦解”，利用豪强矛盾“拉一派打一派”，重用支持自己的贾龙家族，打压李权、任岐等豪强，拉拢弱小李强；二是“武力镇压”，对公然反抗者毫不留情，犍为太守任岐不满其独权欲反叛，刘焉诱杀任岐后剿灭其党羽；三是“迁徙豪强”，借鉴西汉“迁豪强于关中”策略，将北部豪强迁到南部，派亲信接管其土地产业，瓦解其地方根基。

通过这些手段，刘焉掌控益州军政大权，但也与贾龙等最初支持者的矛盾日益加剧。

汉中郡（今陕西汉中）是益州通往关中的门户，战略地位重要。

当时汉中太守苏固为朝廷任命官员，不满刘焉割据，多次弹劾他“独断专行，有不臣之心”。

刘焉不愿亲自出兵落下“擅杀朝廷命官”罪名，决定扶植张鲁。

张鲁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是道教“五斗米道”创始人，父亲张衡死后，其母（史称“张鲁母”）继续掌教务。

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常往来刘焉家中，关系密切。

刘焉看中张鲁在蜀地的宗教影响力及五斗米道信徒众多、组织严密的特点，于初平二年（191年）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派其与别部司马张修（五斗米道信徒）率军攻打苏固。

张鲁、张修得当地信徒支持，很快击败苏固并占领汉中。

随后，刘焉授意张鲁杀张修，独揽汉中大权。

此后，二人达成协议：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统治，抵御关中军阀，保卫益州北部；刘焉在益州提供物资支持，允许张鲁推行“宽惠政策”（如设“义舍”免费供行人食宿）吸引流民。

同时，刘焉让张鲁“断绝斜谷阁道”，斩杀朝廷使者，彻底切断益州与朝廷联系。

他还伪造“祥瑞”，称“益州有黄龙出现”，为割据披上“天命”外衣，成为益州实际“土皇帝”，益州成为东汉末年首个真正割据政权。

势力稳固后，刘焉“帝王野心”逐渐暴露。

他暗中制造皇帝专用的乘舆、御物，按皇宫规格扩建府邸，其绵竹府邸“廊宇数百间，皆以锦绣为饰，器用悉仿乘舆”，奢华堪比皇宫。

还在益州推行“分封制度”，封侄子刘瑁为阳武亭侯掌军，封亲信吴懿为都亭侯任犍为太守掌南部军政，举措远超州牧权限，属“僭越”行为。

此举引发部分官员、豪强不满，曾支持他入蜀的贾龙多次劝谏“谨守臣节”，却被刘焉视为“阻碍大业”，遭暗中算计。

初平三年（192年），贾龙联合任岐（此前被打压后重新启用）起兵反叛，率数万军队攻绵竹。

刘焉早有准备，派刘瑁、吴懿率军抵御，同时借五斗米道影响力号召百姓“讨逆”，承诺“平叛者免三年赋税”。

百姓纷纷加入平叛队伍，贾龙军队“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被杀，家族被灭。平定叛乱后，刘焉在益州统治达顶峰，自认称帝时机成熟，却未料命运即将给予沉重一击。

刘焉有四子：长子刘范、次子刘诞、三子刘瑁、幼子刘璋。刘范、刘诞、刘璋早年随汉献帝留长安（董卓之乱后献帝迁长安），仅刘瑁随其入益州。刘焉割据后，虽与朝廷断联，却借儿子们在长安活动积累政治资本，伺机让他们“拥戴”自己称帝。

兴平元年（194年），长安大乱。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控制献帝，二人火并致长安混乱。

征西将军马腾（马超之父）因与李傕有隙，率军驻郿县（今陕西眉县）讨李傕。

刘焉认为是“推翻李傕、掌控朝廷”的良机，暗中联络马腾，让刘范、刘诞在长安做内应。

然而计划泄露，李傕突袭马腾军营，马腾兵败逃往凉州。

随后，李傕以“通敌叛国”罪名处死刘范、刘诞。

消息传至益州，刘焉悲痛欲绝，尤其是长子刘范，本是他心中“继承大业”首选，两子惨死让他精神受重创，身体一蹶不振。

幼子刘璋也处境危险，李傕本想处死他，因大臣劝谏（刘璋年仅十几岁未参与叛乱）才免于一死，被软禁长安。

刘焉多次派人营救无果，后李傕为拉拢刘焉（其在益州势力强大），才放刘璋回益州。

刘璋归来虽给刘焉一丝安慰，但两子惨死的伤口已无法愈合。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为儿子们惨死悲痛时，大火席卷治所绵竹。

火势猛烈，烧毁其府邸及多年制造的“僭越之物”，“焉所造车乘荡尽，延及民宅，死者数千人”，绵竹几乎成废墟。

古代“天火焚城”被视为“上天示警”，认为是统治者“失德”所致。

本就心神不宁的刘焉，认定大火是上天对其“僭越称帝”的惩罚，“帝王梦”或“违背天命”，精神状态愈发糟糕，常闭门不出，沉浸在悲痛与恐惧中。

无奈之下，他将治所迁到城防坚固、人口众多的成都，却一病不起，无力处理政务。

兴平元年（194年）年底，刘焉在成都病逝，享年约60岁，带着未尽的“帝王野心”遗憾离世。

他的病逝给益州统治带来危机，生前未解决“继承人”问题。

四子中，刘范、刘诞已死，刘瑁有才干但身体孱弱、缺乏威望，刘璋性格温和懦弱，无治理乱世的能力与手腕。

刘焉死后，益州官员围绕“继承人”分歧严重：赵韪、庞羲等认为刘璋“仁厚”易控制，主张立其为益州牧；李严、吴懿等认为刘瑁“有父风”，适合继承事业。

最终，赵韪等人拉拢本地豪强掌控局势，强行拥立刘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