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下来，编成完整的书籍。

经过数年的努力，束晳最终从汲冢竹书中整理出了数十种古籍，其中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易经》等重要文献。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夏商周到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历史，其中很多内容与《史记》等传世典籍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共和行政为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记载，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穆天子传》则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束晳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更推动了西晋时期的学术研究，他也因此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学的先驱”。

除了文献整理，束晳在儒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他深感当时的儒学研究过于注重章句之学，而忽视了经义的本质，于是便撰写了《五经通论》五卷。

在这部着作中，束晳不拘泥于前人的注疏，而是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的义理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比如在解读《诗经·七月》时，他不仅分析了诗歌的艺术手法，还结合西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探讨了诗歌中所反映的古代农业制度与农民生活，使儒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解读《礼记·礼运》时，他对“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大同之世虽不可复，然小康之治可通过仁政实现”，体现了他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情怀。

《五经通论》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成为当时儒生研习五经的重要参考书，挚虞评价此书“融贯古今，通达义理，为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束晳的文学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

与陆机、潘岳等人“辞藻绮丽，铺陈夸张”的文风不同，束晳的文章更注重内容的质朴与情感的真挚，尤其是他的赋作，多以民生疾苦、田园生活为题材，充满了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对田园风光的热爱，被后世称为“质朴赋风的代表”。

他的《劝农赋》是西晋赋作中的名篇。

当时西晋朝廷为了恢复因战乱而凋敝的农业生产，推行了“劝农政策”，但地方官吏却借此机会盘剥百姓，导致农民苦不堪言。

束晳目睹了这一现象，遂作《劝农赋》以讽喻。

赋中先是描绘了“春阳布泽，万物萌发，农夫荷锄，深耕细作”的美好景象，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地方官吏“催租逼税，强征劳役，农夫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残酷现实，最后呼吁朝廷“轻徭薄赋，体恤民生，使农夫能安于耕织”。

全文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深沉，没有丝毫的雕琢之痕，却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百姓的怜悯之情，被誉为“西晋赋作中少有的民生之作”。

除了《劝农赋》，束晳的《贫家赋》也极具代表性。

这篇赋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绘了寒门士人“室无完堵，衣无全帛，日食藜藿，夜卧草席”的贫困生活，文中“寒者不暖，饥者不饱，布褐不完，粝食不饱”的句子，生动地展现了西晋寒门士人的生存困境。

但即便如此，束晳在赋中仍表达了“贫而不贱，困而不颓”的志向，称自己“虽无千金之产，却有万卷之书；虽无鼎食之乐，却有着述之欢”，展现了他安贫乐道、坚守本心的品格。

束晳还擅长创作乐府诗与民间歌谣。

他曾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仿照《诗经》的体例，编撰了《发蒙记》一卷，其中收录了很多反映民间生活与情感的歌谣，语言通俗易懂，节奏明快，充满了生活气息。

他自己创作的《补亡诗》六首，更是将民间歌谣与儒学经典完美结合的典范。

《补亡诗》是为补《诗经·召南》《邶风》中缺失的六篇诗歌而作，束晳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描绘了古代的祭祀、农耕、婚姻等场景，既保留了《诗经》的典雅之风，又融入了民间歌谣的质朴之韵，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为“补亡之作，义笃而辞雅，可谓继轨《风》《雅》”。

束晳的仕途，始终与“寒素”的身份紧密相连。

尽管他才华横溢，政绩卓着，却因出身寒门，始终未能得到重用。

在担任着作郎多年后，他曾被调任佐着作郎、尚书郎等职，负责编撰国史与起草诏书，但这些职位大多是文职，没有实权。

即便如此，束晳依然恪尽职守，在编撰国史时，他坚持“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如实记载西晋初年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甚至对一些权贵的不法行为也毫不避讳，因此得罪了不少门阀贵族。

晚年的束晳，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与门阀的排挤，遂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归隐。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束晳便回到了家乡阳平元城，过上了“躬耕田园，潜心着述”的生活。

他在乡间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谷物与蔬菜，闲暇之余便闭门读书，整理自己的着作。

当地的百姓得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经义，束晳总是耐心解答，毫无学者的架子，深受乡邻的爱戴。

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束晳在家乡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他去世后，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碑纪念，碑文中称他“博学笃行，安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