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刘琨的忠义，不愿相信刘琨会背叛自己，但书信作为“证据”摆在面前，加上部下的猜忌与挑拨，段匹磾陷入了两难之地。

此时的段匹磾，不仅要面对段末柸与石勒的外部威胁，还要应对内部的信任危机。

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段匹磾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将刘琨软禁起来。

他对刘琨说：“我与兄结盟，本为共扶晋室，今虽有此疑，我仍信兄之为人，然为局势所迫，不得不暂留兄在此，待事情查清，必还兄清白。”

然而，局势的发展远超段匹磾的掌控。

段末柸得知刘琨被软禁后，趁机散布谣言，称段匹磾已杀害刘琨，以此煽动刘琨的部下反叛。

同时，石勒也派遣大军进攻蓟城，段匹磾的军队在内外夹击下节节败退。

刘琨的部下为救刘琨，发动兵变，段匹磾的军队与刘琨的部下发生激战，蓟城陷入混乱。

在这场混乱中，段匹磾深知，若不做出决断，不仅自己将陷入绝境，抗胡大业也将彻底崩塌。

最终，在部下的压力与局势的逼迫下，段匹磾不得不下令将刘琨缢杀。

杀害刘琨，成为段匹磾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与悲剧。

他本想坚守忠义，却因部族内乱与外部压力，亲手杀死了自己最信任的盟友、最坚定的抗胡伙伴。

刘琨的死，不仅让段匹磾失去了重要的军事盟友，更让他失去了中原士族的信任与支持。

许多原本依附段匹磾的中原士人，因刘琨之死而纷纷离去，段匹磾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而段匹磾自己，也始终被负罪感所困扰，此后的岁月里，他常常独自面对刘琨的灵位，痛哭流涕，感叹“我非欲杀兄，乃局势所迫也，九泉之下，兄若有知，当谅我之心！”

杀害刘琨后，段匹磾的处境愈发艰难。

段末柸与石勒的军队持续进攻，蓟城最终被攻破，段匹磾率领残部逃往乐陵（今山东乐陵），投奔时任乐陵太守的邵续。

邵续也是西晋的忠臣，与段匹磾素有交情，他深知段匹磾的忠义，不计前嫌，接纳了段匹磾及其残部，并与段匹磾再次结盟，共同抵御石勒的进攻。

在乐陵，段匹磾重新振作起来，他与邵续密切配合，整顿军队，安抚百姓，试图重建抗胡防线。

他多次率军出击，与石勒的军队展开激战，虽屡战屡败，却始终没有放弃抵抗。

公元320年，石勒派遣大军围攻乐陵，邵续亲自率军出城迎战，不幸被俘。

邵续被俘后，乐陵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将领劝段匹磾投降石勒，以保全性命。

段匹磾却坚定地拒绝了，他对部下说：“我段氏世为晋臣，岂能屈身事胡虏？邵使君被俘，我更当坚守此城，以死报国，无愧于晋室，无愧于邵使君！”

此后，段匹磾独自坚守乐陵，与石勒的军队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拉锯战。

城中粮草断绝，士兵们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却始终没有一人投降。

段匹磾亲自登城督战，身被数创，仍坚持指挥战斗。

他还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江南，向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求援，然而，东晋朝廷此时正忙于内部权力斗争，无暇北顾，段匹磾的求援信如石沉大海。

公元321年，乐陵城最终被石勒的军队攻破。段匹磾在战斗中力竭被俘，被押送至石勒的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

石勒深知段匹磾的威名与忠义，想将其招降，任命他为冠军将军，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面对石勒的利诱，段匹磾始终坚贞不屈，他对石勒说：“我段匹磾乃晋臣，岂能事你这胡虏之主？今日被俘，唯有一死，以尽臣节！”

在襄国的日子里，段匹磾始终保持着晋臣的气节，拒绝接受石勒给予的任何官职与赏赐，每日身着晋朝官服，面向南方（东晋朝廷的方向）叩拜，表达自己对晋室的忠诚。

他还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未能匡扶晋室，驱逐胡虏，反而身陷敌手，实乃愧对先帝，愧对天下百姓！”

石勒见段匹磾始终不肯投降，又担心他的忠义之名会煽动其他晋臣反抗，最终下令将段匹磾杀害。

段匹磾遇害时，年仅四十余岁。

他的死，标志着西晋末年北方最后一支坚持抗胡的鲜卑势力的覆灭，也为西晋的抗胡事业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段匹磾死后，许多中原百姓与晋臣为其哀悼，甚至连石勒的部下中，也有不少人敬佩他的忠义，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段匹磾的一生，虽以悲剧落幕，但其忠义之心与抗胡壮举，却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晋书》为其立传，称赞他“少有志节，忠亮任气”，并评价他“在乱离之中，能守臣节，虽功未竟而身死，然其忠义之名，足以垂范后世”。

在那个“礼崩乐坏，忠义不存”的乱世，段匹磾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将领，却始终坚守晋臣气节，以“匡扶晋室、驱逐胡虏”为己任，其精神不仅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精神的重要象征。

段匹磾的忠义，并非盲目愚忠，而是基于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对“天下一统”的追求。

他自幼研读中原典籍，深受儒家“忠义”思想的影响，将“尊王攘夷”视为自己的使命。

即使在西晋政权濒临崩溃、许多势力纷纷割据自立的情况下，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晋室的忠诚，始终将“驱逐胡虏、恢复中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与刘琨的结盟，是忠义精神的共鸣；他坚守乐陵、宁死不降，是忠义精神的终极体现。

在后世，段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