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以晋惠帝名义下密诏，令楚王司马玮率军入京，宣布杨骏谋反，随即派兵包围杨骏府邸。

杨骏为人怯懦，在兵变中慌不择路，躲入马厩被乱兵杀死，其家族及亲信被诛灭三族，史称“杨骏之诛”。

杨骏倒台后，朝政落入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手中。

贾南风本想借此掌控实权，却发现自己仍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她再次故技重施，利用楚王司马玮对司马亮、卫瓘的不满，先下诏命司马玮诛杀二人，随后又以“矫诏杀大臣”为由，将司马玮处死，一举铲除两大政敌。

这场连环政变，史称“二王被杀”，短短三个月内，西晋朝堂的核心权力层被彻底清洗，贾南风终于以皇后之尊，实现了“临朝称制”，成为西晋王朝实际的掌权者。

贾南风临朝后，并未像史书中某些“妖后”那样肆意妄为，反而展现出一定的治国能力。

她重用张华、裴頠、裴楷等有才干的大臣，这些人虽非贾氏亲信，却都是西晋初年的贤能之士。

在他们的辅佐下，西晋王朝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局面，史称“元康之治”——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略有恢复，与后来的“八王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但贾南风的统治，始终笼罩在“权力合法性”的阴影下。

她虽能任用贤臣，却无法摆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欲，更无法解决西晋王朝根深蒂固的两大矛盾：一是“宗室诸王”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二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矛盾。为巩固自身权力，贾南风采取了“以宗室制宗室”“以士族制衡士族”的策略，却也为日后的动乱埋下隐患。

更致命的是，贾南风没有子嗣，只有四个女儿。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是才人谢玖所生，与贾南风并无血缘关系。

随着司马遹逐渐长大，其聪慧果决的性格让贾南风深感威胁——她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司马遹即位会清算贾氏家族。

为保住权力，贾南风再次走上极端之路：她先设计诬陷司马遹谋反，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次年（公元300年），又派宦官孙虑将司马遹毒杀。

太子之死，成为压垮贾南风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前，宗室诸王虽对贾南风掌权不满，却因她任用贤臣、政局稳定而无从发难；但太子被杀后，“废嫡杀子”的罪名让贾南风彻底失去了朝野支持。一直觊觎权力的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抓住机会，以“为太子复仇”为名，联合齐王司马冏、梁王司马肜等人，率军入宫发动政变。

贾南风得知兵变后，试图召集亲信反抗，却发现早已众叛亲离——她曾质问晋惠帝“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可这位懦弱的皇帝除了哭泣，竟无一句辩解。

最终，贾南风被废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不久后被司马伦赐下毒酒，终年四十四岁。

贾南风之死，并未终结西晋的动乱，反而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赵王司马伦杀死贾南风后，野心膨胀，于公元301年废黜晋惠帝，自立为帝。

这一举动引发其他宗室诸王的不满——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纷纷起兵讨伐司马伦，西晋王朝陷入大规模的宗室内战。

此后数年，诸王为争夺皇位互相攻伐：司马伦被杀后，司马冏掌权；不久后司马颙、司马颖联手击败司马冏，政权落入二人手中；接着东海王司马越又起兵反对司马颖、司马颙，最终在公元306年杀死司马颖、司马颙，迎回晋惠帝，成为“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

这场历时十六年的战乱，让西晋王朝的国力消耗殆尽：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锐减，经济崩溃；而长期的内战也削弱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趁机内迁，最终引发“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在公元316年走向灭亡。

后世多将“八王之乱”与西晋覆灭的罪责归咎于贾南风，称她为“祸国妖后”。

但事实上，贾南风的崛起与覆灭，本质上是西晋门阀政治的必然结果——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为巩固皇权，大封宗室为王，赋予诸王兵权与行政权，导致“宗室尾大不掉”；同时，他又依赖门阀士族维持统治，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阶层。

这种政治结构，本身就充满了权力矛盾，而贾南风只是这个矛盾的“引爆点”——即便没有贾南风，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的权力争夺，也迟早会引发动乱。

在传统史学叙事中，贾南风始终是“负面典型”——《晋书》将她列入《后妃传》中，斥责她“妒忌残忍，多行无礼”；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将她描绘成“祸国殃民”的妖后，认为她“乱晋室而兆夷狄之祸”。

这种评价，既源于她确实犯下的“杀太子、乱朝纲”等罪行，也源于中国古代“男权中心”的史学观——将王朝衰败归咎于女性，而非制度本身的缺陷。

但如果跳出“性别标签”，客观看待贾南风的一生，会发现她的“狠辣”与“权谋”，本质上是权力旋涡中的生存法则。

作为一个容貌丑陋、出身门阀却无子嗣的皇后，她若不主动争夺权力，最终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她重用张华等贤臣，维持了西晋数年的稳定，说明她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而她最终的失败，既源于个人性格的极端，也源于西晋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宗室诸王手握兵权，门阀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