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拥兵自重，外有杜弢等叛军作乱。

杜弢率领的叛军，盘踞在湘州一带，屡次进犯荆州、江州，声势浩大，朝廷数次派兵围剿，皆以失败告终。

晋元帝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启用陶侃，任命他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率军征讨杜弢。

陶侃接旨后，即刻率领大军出征。

他深知杜弢叛军根基深厚，且熟悉地形，不可贸然进攻，于是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

他一方面派人深入叛军内部，晓以利害，招降叛军将领；另一方面，严明军纪，严禁士兵侵扰百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

在与杜弢的数次交锋中，陶侃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屡次击败叛军。

一次，叛军将领王贡率领数万大军前来挑战，陶侃单枪匹马，出阵与王贡对话。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说祸福，王贡本就对杜弢的残暴统治心怀不满，经陶侃一番劝说，当即决定归降。

王贡的投降，使得杜弢叛军的军心大乱，陶侃趁机率军猛攻，叛军大败，杜弢率残部逃窜，不久后便病死在逃亡途中。

至此，湘州之乱彻底平定，东晋的南部疆域得以安定。

平定杜弢之乱后，陶侃的威望如日中天，却也因此遭到了权臣王敦的忌惮。

王敦手握重兵，早有篡权之心，他见陶侃功高震主，且深得民心，便视陶侃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王敦以朝廷的名义，将陶侃调任为广州刺史，企图将他调离荆州这个军事要地，削夺他的兵权。

广州地处偏远，远离政治中心，且当时瘴气弥漫，经济落后，在众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贬谪。

陶侃的部下皆愤愤不平，劝他起兵反抗王敦，陶侃却摇了摇头，说道：“吾乃朝廷之臣，当以大局为重。今国难当头，岂能因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他毅然率领部下前往广州赴任。

到达广州后，陶侃并未消沉，而是依旧保持着勤勉的作风。

他每日清晨起身，将一百块砖头从屋内搬到屋外，到了傍晚，又将砖头搬回屋内，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部下感到十分奇怪，纷纷询问缘由，陶侃答道：“吾虽身处南方，然心中从未忘记中原故土。若终日安逸，养尊处优，一旦中原有事，吾岂能率军北伐，收复失地？吾此举，乃为锻炼体魄，磨砺意志，不敢有丝毫懈怠。”

众人听后，无不敬佩。

在广州任上，陶侃依旧励精图治，安抚百姓，发展贸易，使得广州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公元324年，王敦之乱爆发，王敦率领大军进攻建康，企图篡夺皇位。

晋明帝司马绍急调各地军队入京勤王，陶侃接到诏书后，即刻率领大军北上，与其他各路勤王之师会合。

陶侃的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悍，在平定王敦之乱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叛乱平定后，陶侃因功被任命为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镇守荆州，重回了这个他曾经驻守过的战略要地。

此时的陶侃，已然成为东晋举足轻重的重臣，手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权力之大，无人能及。

但他依旧保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勤于政事，严于律己。

他常对部下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他一生都奉行着“惜时如金”的准则，从不浪费片刻光阴，所有的时间，要么用于处理政务，要么用于训练军队，要么用于研读兵法。

陶侃治军极严，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士兵不得扰民，不得抢掠百姓财物，不得酗酒赌博。

若有违反，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严惩不贷。

一次，他的一名亲信部将，因违反军纪，擅自挪用军粮，陶侃得知后，不顾众人求情，毅然将其斩首示众，自此，全军上下，皆严守军纪，不敢有丝毫逾越。

同时，陶侃也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他在荆州境内，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鼓励百姓垦荒，使得荆州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的生活日益富足。

在他的治理下，荆州成为了东晋最为安定、富庶的地区之一，为东晋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330年，后将军郭默起兵叛乱，斩杀江州刺史刘胤，占据江州，拥兵自重。

朝廷大臣皆主张招安郭默，唯有陶侃力排众议，说道：“郭默骁勇善战，然其生性残暴，反复无常，若不及时剿灭，必成后患。”

他当即率领大军，讨伐郭默。

陶侃的大军兵临城下，郭默深知陶侃的厉害，不敢出城迎战，只得固守城池。

陶侃命人将攻城器械排列在城下，准备攻城，同时派人向城中守军喊话，晓以利害。

城中守军本就无心叛乱，见陶侃大军势大，纷纷倒戈投降。

郭默见大势已去，企图弃城逃跑，被陶侃的部下擒获，当场斩杀。

江州之乱，旬月之间便被平定，朝野上下，无不叹服陶侃的用兵神速。

此后，陶侃又多次率军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保卫了东晋的边境安全。

他一生南征北战，平定叛乱，抵御外敌，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被誉为“东晋柱石”。

公元334年，陶侃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他自知时日无多，便主动向朝廷上表，请求辞官归隐，将兵权交还给朝廷。

他在奏疏中写道：“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