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简召长安”，尽显雄壮豪迈之气，高澄赞叹不已，对左右说：“我朝现在有魏收，便是国家的光彩。

雅俗共赏的文章，析理通达，气势纵横。

邢子才、温子升都赶不上他，我有时心有所思，未能言说或言辞不详，魏收的文章却能将我的想法尽数表达，这种人才真难得。”

此后，魏收又兼任主客令，接待梁朝使者谢珽、徐陵，其文采与风度让南朝使臣折服，进一步巩固了他“北地才子”的声誉。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高洋代魏建齐，魏收因参与撰写受禅诏书典册，被任命为中书令，仍兼着作郎，封富平县子，深得文宣帝高洋信任。

天保二年（551年），朝廷正式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一使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核心。

高洋对他寄予厚望，不仅给予优厚俸禄，让他专门在史馆着述，不参与其他事务，还承诺：“好好地执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

魏收也不负所托，在前人史料基础上，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等学者博览总括、斟酌辨析，历时数年完成这部史学巨着。

除修史之外，魏收在北齐朝堂一路高升，历任魏尹、秘书监、中书监、尚书右仆射等职，总议监五礼事，参与修定律令，天保八年（557年）加太子少傅，太宁元年（561年）加开府，权倾一时。

武成帝高湛在位时，终日沉湎酒色，将朝中大事托付给侍中高元海，而高元海平庸无能，便虚心依赖才名震动世俗的魏收与善于处理繁琐事务的毕义云。

然而，此时的魏收却选择畏祸保身，未能挺身而出匡救时弊，遭到时人讥讽，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武成帝曾在华林园建造玄洲苑，极尽山水台阁之壮丽，特意下诏在台阁中画上魏收的画像，足见对他的器重与恩宠。

武平三年（572年），魏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朝廷追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以三公之礼厚葬。

但令人唏嘘的是，因修史得罪了众多贵族子弟，北齐灭亡后，魏收的坟墓被仇家挖掘，遗骨被抛出墓外，一代史学巨匠身后竟遭此劫难，令人叹惋。

《魏书》是魏收一生最核心的成就，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焦点。

这部耗费数年心血编撰的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十二纪、九十二列传、二十志，涵盖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等诸多领域，独创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尽管饱受争议，但《魏书》的史学成就毋庸置疑。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记载北魏一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上起拓跋珪建国称帝，下至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历时一百四十八年，系统梳理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史实。

书中的《官氏志》详细记载了北魏鲜卑族的姓氏演变与官制沿革，为研究民族融合提供了珍贵资料；《释老志》则首次系统记录了佛教、道教在北魏的传播与发展，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食货志》对北魏的均田制、租调制等经济制度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关键依据。

从史学编纂角度而言，《魏书》“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叙事条理清晰，议论深刻独到，部分传记生动传神，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色彩。

例如，书中对孝文帝改革的详细记载，完整呈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融合事件，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详尽的史料支撑；对北魏与南朝、柔然等政权关系的记录，也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

《魏书》修成后，便引发了轩然大波，被众多贵族子弟指责为“秽史”，这一争议流传千年。

究其原因，与魏收的性格缺陷与修史态度密切相关。

史载魏收“性格急躁，不能公平待人”，对于过去与他有冤仇的人，大多隐去其善政美德，不予记载；而对亲族、故旧则多有溢美之词。

他甚至曾洋洋自得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

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

这种主观臆断、挟私报复的修史态度，成为《魏书》遭人诟病的核心症结。

《魏书》修成后，前后投诉史书失实的达一百多人，有人控诉遗漏了自家世系职位，有人指责家人未被记载，有人抱怨遭到无端诋毁。

范阳卢斐因父亲卢同的传记附在族祖卢玄之后而不满，顿丘李庶则质疑书中称其家族本是梁国蒙地人的记载，二人对魏收多有讥讽，认为史书不真实。

魏收勃然大怒，启奏朝廷称他们诬告，导致卢斐、李庶、王松年等人被鞭打流放，卢思道也受到牵连。

但众口铄金，议论纷纷，朝廷不得不下令停止《魏书》传播，让群臣共同商议修改。

孝昭帝时期，朝廷命魏收对《魏书》进一步研讨审改，他奉诏进行了多处修改，之后朝廷允许史书传行，将书稿分别藏于秘阁、并省与邺城，任凭人们翻阅改易。

尽管魏收三易其稿，力图修正谬误，但“秽史”的标签终究难以彻底抹去。

然而，平心而论，在南北朝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修史者难以完全摆脱家族利益与个人恩怨的影响，《魏书》虽有曲笔失实之处，但其史料价值依然不可替代，后世史学家在批判其缺陷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