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主持下，工匠们穷年累月地劳作，最终在泾州境内建成了南石窟寺（今甘肃泾川境内）和北石窟寺（今甘肃庆阳西峰境内）两座姊妹窟。

这两座石窟规模宏大，造像精美，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佛教艺术风格，成为北魏佛教艺术的重要代表，如今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奚康生这种“屠僧之后复造佛窟”的反常举动，看似矛盾，实则蕴含着复杂的考量。

《魏书》记载其“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可见崇佛造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长期的个人信仰与政治策略。

从个人层面而言，奚康生常年征战，杀戮无数，内心或许存在着对因果报应的敬畏，希望通过造像礼佛来赎罪祈福；从政治层面来看，泾州沙门起义的爆发，暴露了民间佛教势力的膨胀对统治秩序的威胁，朝廷需要通过扶持“正统佛教”来引导宗教发展，消除“邪教”的社会影响力，而建造石窟寺正是这一政治意图的具体体现。

奚康生的这一举措，既满足了个人的信仰需求，又迎合了朝廷的政治诉求，可谓一举两得。

泾州平叛与造窟之后，奚康生的声望达到顶峰，被朝廷召回京城，历任征虏将军、光禄勋、右卫将军等职，逐步进入北魏权力中枢。

宣武帝去世后，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其母胡太后（灵太后）临朝听政，北魏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朝廷内部形成了以胡太后为核心的后党与以宗室元叉、宦官刘腾为首的反对派两大阵营，权力斗争日趋激烈。

奚康生凭借其赫赫战功与军中威望，成为两大阵营争相拉拢的对象。

他性格耿直，不善权谋，最初倾向于支持胡太后，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其发声，因此得到胡太后的信任与重用，升任抚军大将军、河南尹，负责京城洛阳的治安与行政事务。

在担任河南尹期间，奚康生延续了其铁血治理的风格，“多所杀戮，号为酷吏”，但也因此使得洛阳城治安井然，“盗贼敛迹”，得到了胡太后的进一步赏识。

然而，随着权力斗争的日益尖锐，奚康生逐渐被卷入其中，难以全身而退。

元叉、刘腾等人对奚康生的权势与地位心怀忌惮，多次在孝明帝面前诋毁他，试图将其排挤出朝廷。

奚康生虽勇猛善战，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中却显得力不从心，他既不愿依附元叉集团，又与胡太后的核心亲信存在矛盾，处境日益艰难。

这段时期的宦海沉浮，让奚康生深刻体会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为其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

正光二年（521年），北魏宫廷的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元叉、刘腾发动政变，囚禁胡太后，诛杀其亲信，独揽朝政。

奚康生因此前与胡太后关系密切，被元叉集团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此时的奚康生虽已察觉到危险，但他性格刚烈，不愿束手待毙，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反击。

同年三月，孝明帝在西林园设宴款待群臣，奚康生趁机暗藏兵器赴宴，欲在席间诛杀元叉。

宴席之上，奚康生借酒意多次暗示孝明帝，揭露元叉的专权跋扈，但孝明帝年幼懦弱，不敢表态。

元叉察觉到奚康生的异动，暗中加强防备，并借口醉酒提前离席，使得奚康生的计划落空。

宴席结束后，奚康生回到家中，自知事已败露，决定孤注一掷，率领家中亲信与部分禁军发动叛乱，试图救出被囚禁的胡太后，推翻元叉的统治。

然而，元叉早已做好准备，调动大军围剿奚康生的叛军。

奚康生虽勇猛善战，但叛军人数有限，且缺乏周密的计划与外援，很快便被元叉的大军击败。

奚康生本人被生擒，其儿子奚刚、奚难、奚定国等亲属也悉数被抓获。

元叉集团抓住奚康生叛乱的把柄，在朝廷上大肆渲染其“谋反”罪名，请求将其处以极刑。

孝明帝虽念及奚康生往日的功勋，不忍诛杀，但在元叉集团的逼迫下，最终还是下诏将奚康生处死，其儿子奚刚、奚难被流放，奚定国被斩首，家族遭受重创。

一代名将最终死于宫廷权斗之中，享年五十五岁。

奚康生死后，北魏的政治局势愈发动荡，不久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六镇起义，北魏王朝自此走向衰落。

孝昌元年（525年），胡太后重新掌权，为奚康生平反昭雪，追赠其为都督冀定瀛沧幽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谥号“武贞”，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

奚康生的一生，是极具矛盾与复杂性的一生，他既是战功赫赫的名将，又是杀戮无度的酷吏；既是虔诚礼佛的信徒，又是死于叛乱的罪臣。

史书中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魏书》称赞其“骁勇有武艺，为当时所服”，肯定其军事才能与战功；同时也批评其“好杀，所过之处，人皆畏之”，指出其残酷好杀的性格缺陷。

从军事层面来看，奚康生无疑是北魏中后期的杰出将领。

他从少年投军到驰骋南北，历经大小战役无数，无论是北方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是南方与南朝的对峙，他都能冲锋陷阵，屡立奇功，“一箭毙敌将”“平叛泾州”等战绩至今仍被人传颂。

他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勇猛善战上，更在于其因地制宜的战略战术与治军严明的作风，其所镇守的边境地区，往往能保持安定，为北魏的疆域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政治与人格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