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叛之余，还注重安抚民心，他下令废除陈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推行隋朝的政令法度，帮助江南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

经此一战，江南地区的割据势力被彻底肃清，隋王朝的统一局面得到巩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被彻底打通，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稳定的南方环境。

在南方局势稳定后，北方的突厥成为隋王朝的最大边患。

突厥骑兵频繁南下侵扰，掠夺人口与财物，严重威胁着北方边境的安全。

杨素再次临危受命，肩负起北击突厥、保卫边疆的重任，他在对突厥的战争中，不仅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更创新了战术战法，影响深远。

开皇十八年（598），杨素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军出击西突厥达头可汗。

在此之前，隋军对抗突厥骑兵时，常用鹿角阵等保守阵型，以步兵、战车与骑兵混合部署，防御有余而进攻不足。

杨素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这种阵型“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毅然决定进行战术改革，下令废除鹿角阵，全部改为灵活机动的骑兵突击阵型。

达头可汗听闻后大喜过望，误以为隋军放弃防御、自寻死路，当即率领十万精骑前来迎战。

杨素抓住突厥军骄傲轻敌的心理，指挥隋军骑兵阵奋勇冲杀，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冲入敌阵。

一场激战过后，突厥军“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达头可汗身受重伤，仓皇逃窜。

仁寿二年（602），杨素再次率军北上，在云内（今山西大同）大败东突厥思力俟斤，经此两战，突厥势力大衰，被迫退出碛南地区，再也不敢轻易南下侵扰，为隋王朝的北方边境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杨素的军事改革与辉煌战绩，不仅保卫了边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提升了隋王朝的国际声望，使其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强国。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的五弟、并州总管汉王杨谅因不满杨广登基，举兵反叛，一时间河北、山西等地响应者众多，叛军势力迅速壮大，对隋炀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隋炀帝再次启用杨素，任命他为并州道行军总管，率军讨伐杨谅。

杨素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指挥艺术，他并未采取正面强攻的策略，而是根据叛军分兵据守的特点，率领轻骑五千，采取迂回包抄、奇袭要害的战术，迅速攻克叛军的重要据点，切断了叛军的粮道与退路。

在战斗中，杨素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叛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落。

仅用数月时间，杨素便彻底击溃了杨谅的叛军，生擒杨谅，平定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

这场平叛之战的胜利，不仅巩固了隋炀帝的统治地位，也成为杨素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抹辉煌。

战后，杨素因功进位司徒，改封楚公，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开皇十二年（592），杨素晋升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共同执掌朝政，成为隋文帝的左膀右臂。

在任期间，他积极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为“开皇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素与高颎等人共同修订了《开皇律》，废除了北周时期“枭首”“车裂”等苛酷刑罚，将刑罚简化为笞、杖、徒、流、死五刑，明确“十恶”罪名，强调“法不阿贵”，既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又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方面，杨素积极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鼓励农业生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水利建设方面，他主持修建了通济渠等水利工程，改善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此外，杨素还具有知人善任的眼光，他推荐了不少有才能的官员，如贺若弼、韩擒虎等灭陈名将，都曾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

在他的辅佐下，隋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口激增，呈现出一派“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编户大增，仓储丰实，法令清简，百姓殷阜”的盛世景象。

《隋书》评价他“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可见其在隋代的历史地位之高。

隋文帝晚年，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之间的储位之争愈演愈烈。

太子杨勇性格宽厚直率，却因宠爱侧妃、生活奢华，逐渐失去了崇尚节俭、忌恨妾媵的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欢心。

而晋王杨广则野心勃勃，善于伪装，他刻意表现出节俭、孝顺的姿态，迎合帝后的喜好，暗中积蓄力量，图谋夺取太子之位。

杨素敏锐地察觉到了储位之争的风向，他深知杨勇失势已成必然，而投靠杨广则是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最佳选择。

为了攀附权位，杨素毅然选择成为杨广夺嫡的核心推手，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力，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不断诋毁杨勇，夸大杨广的优点，甚至捏造罪名陷害杨勇的亲信。

独孤皇后本就不满杨勇，与杨素一拍即合，二人联手在文帝面前屡进谗言，最终促使隋文帝下定决心，于开皇二十年（600）废黜杨勇的太子之位，立杨广为太子。

这场夺嫡之争，虽然让杨素保住了自己的权位，甚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但却为隋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杨广即位后，迅速暴露了其荒淫无道、好大喜功的本性，他修建大运河，三征高句丽，滥用民力，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最终使得强盛一时的隋王朝二世而亡。

而杨素，也因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