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是士人阶层。春秋时期，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时代的“士文化”，可以说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事实上，百家争鸣之中，那些起自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惊人智慧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接续的、依赖的精神资源是旧有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当然，士人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内容。士人们的心灵冲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锁，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一个个活得顶天立地。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坚持以自我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许多人宁愿舍弃富贵，也要追求人格的独立。比如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齐国于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阶层，其他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独立这些词是不属于贵族之外的其他群体的。到了春秋战国，在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终于不再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主宰自己的命运。

春秋时晋国栾氏家族，依仗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与国家作对，相国范宣子为此事极度烦恼。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主动向范宣子请缨，说我可以替你杀了督戎，但条件是你要给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且对斐豹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就是说，我当着太阳发誓，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记载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在随后的决斗中，斐豹杀掉了督戎，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