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兄弟相残为登峰造极。从乾隆时代起，皇帝彻底改变了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干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人军机处者，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较好地处理了后妃与外戚的关系，既让他们坐享尊荣，又成功地根绝了他们的干政企图，外戚后妃之祸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

清代总结历代太监之祸的经验，管理太监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太监一旦犯错，决不宽假。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监，乾隆还将御前太监全都改姓为“秦”“赵”“高”。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清代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真正威胁，即使是晚清的李莲英、安德海，与以前的权监相比，其权势也不可同日而语。

在强化君权、防范权臣方面，清代有许多政治创新。第一条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们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开的，皇帝的批复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却规定，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各级官员被这道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手脚，畏于别人的监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个政治创造，就是军机处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实行的是继承自明代的内阁制度。大学士的权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权，固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对君权来讲，仍然是极大的牵制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设立了军机处。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务，不再经过内阁先行审阅，也不经过议政王公大臣们讨论，而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及至乾隆时期，军机处权力较以前大大扩展。军机大臣灵活任用，随进随退，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给皇帝跑腿打杂，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权力。

出于千方百计防范权臣的需要，甚至连儒学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寻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内阁成员都周密小心，不图虚名，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们是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们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

除此之外，对导致历代亡国的农民起义，清代皇帝应对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他们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严厉打击民间宗教，镇压任何聚众事件。清朝甚至不准汉族人异姓结拜，还曾“禁天下书院”，以杜绝东林遗风。乾隆朝规定，严禁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禀承乾隆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半步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到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领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