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

第三讲 如何研究社会史

一

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

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

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

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