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冯市长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黄一平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冯市长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冯市长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毛处长和印厅长吗？”冯市长问。

“印老厅长的情况倒是有些知道，毛老处长这里却不清楚。”黄一平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冯市长呵呵一笑。

黄一平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市委洪书记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冯市长介绍道。

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阳城。解放后，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阳城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毛处长来阳城郊区，最喜欢住宿洪书记家，因为洪书记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母亲是妇女队长，家庭出身好，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一来二去，毛处长就与洪书记父母结下深厚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阳城郊区，还是在洪书记老家那个生产大队。为避免连累洪家，他自己出资建了房子单独居住。对于落难了的毛处长，当地农民仍然一如既往亲切友好，洪书记一家更是热情关照，衣食住行、烧洗买汰全部帮助料理到位。其时，洪书记兄妹几个正在读书，学校里开门办学、教育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闹得不亦乐乎。毛处长依仗在洪家说一不二的威信，要求洪家几个子女不要随波逐流荒废了学业，有空时他还亲自帮助补课辅导。这期间，毛处长又与洪家子女结成忘年之交。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十分重要。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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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