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在生活习俗的层面，当然也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层面。

老上海人追求时尚，在当时的主要内容就是追求洋派，即追求西方风味，因为在当时西方风味是最时尚的东西。咖啡馆、舞厅就是代表。咖啡馆是欧洲人体验现代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老上海十分流行。最有名的如南京东路上的新雅，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静安寺路口的德式“番丹拉尔”，俄式咖啡馆“君士坦丁”和“巴尔干”，国泰戏院对面的“小男人”，等等。当时上海的作家一到黄昏都会不约而同地走进这些咖啡馆，一边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一边和朋友长谈。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学界整个都沉浸在咖啡馆的香味之中。上海的舞厅也很多。1946年全上海在政府登记的舞女有3300人，可见舞厅数量之多。老上海被称为“东方不夜城”，指的是霓虹灯照耀下的夜生活，其中舞厅占了重要的位置。有名的舞厅有百乐门舞厅、大都会花园舞厅、丽都、圣安娜、仙乐斯、洛克塞、维娜斯咖啡馆、维也纳花园舞厅、小俱乐部，等等。百乐门舞厅的乐队是俄国乐师，但奏的都是最新的美国爵士乐。这个舞厅因为当代作家白先勇在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及《永远的尹雪艳》中提到它，因而直到今天还广为人知。

上海人追求时尚，追求洋派，但并非全盘西化，特别在生活习俗方面，上海老百姓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土文化即江浙文化的特色和个性。

拿饮食来说，上海有许多西餐馆，如一品香、万年春、海天春、江南春、一枝香、醉和春等。这一品香很有名，里面陈设非常气派，甚至摆放金钱豹笼子供客人观赏。清末作家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中就写到薛大人请金状元到一品香第八号吃“大餐”。“大餐”就是西餐。很多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上海人对吃西餐很有兴趣，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家庭，过年过节也往往全家人出去吃一顿西餐。吃西餐成为一种时尚，称为“吃大菜”或“吃大餐”。当时从外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也把吃西餐和坐马车作为体验上海生活不可缺少的两项活动。

但是在上海人的饮食文化中，吃西餐终究只是一种点缀，上海人的饮食始终保持着自己本土传统的风味特色。

老上海月份牌

上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稻作区，所以上海人一日三餐以米饭为主，称为“白米饭”。有时也在米饭中加入青菜、咸肉、香肠、猪肉之类原料，做成菜饭、蛋炒饭、盖浇饭、腊味饭等。街上的大众餐馆，多数也是米食。上海人的家常菜也有江南特色，他们把猪肉、鸡鸭、蛋等荤菜，加上笋干、毛豆、面筋、香菇等素菜，搭配成“笋干烧肉”、“肉丝炒毛豆”、“油豆腐烧肉”、“火腿冬瓜汤”等家常菜，味道好，又实惠。上海的风味小吃也极有特色，如南翔小笼馒头，美新点心店的宁波汤团，沧浪亭点心店的葱油开洋面，五芳斋的肉粽，等等。这些小吃都很精巧、味美、便宜，显示出很浓的江南风味。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沪，在豫园吃了南翔小笼馒头，赞不绝口。

石库门与弄堂风情

石库门是伴随上海的都市化而产生的一种民居建筑。多少年来，石库门一直是大多数上海市民生活起居、繁衍生息的主要场所。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最早产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种占地少、用料省、造价低的房型。这种房型大多为“三上三下”式，楼下正中为客堂，两旁各有一厢房。楼上形式也与楼下相似。后来又出现一些规模更小的建筑，为“二上二下”式和“一上一下”式。石库门的建筑用黑色厚木板做成大门，门四周是花岗石或宁波红石做的石条框，所以称为“石库门”。后来为适应比较有钱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出现一种新式里弄住宅，去掉高墙和乌漆大门，增添卫生间和煤气灶，小天井改为小花圃，称为改良式石库门。

由于房租昂贵，所以一幢石库门房子中一般都要住进六七户人家，多的达到十几户。这些居民的职业、籍贯、生活方式、趣味等等很不相同，但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形成非常独特的景观。夏衍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就形象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沪东一幢石库门建筑中一群小人物的悲喜剧。当时还有一位教师写了题为《阁楼十景》的文章，描绘了一幢石库门里十个家庭的生活：前客堂住着一名警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这个警察向附近的小贩放高利贷；后客堂住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夫妻两人都在弄堂小学教书；二楼卧室住两名舞女，她们上午休息，只在下午和晚上出去工作，有时要到后半夜或者黎明才回家；二层阁住着一名皮匠和他妻子，皮匠每天挑着家当到附近弄堂做鞋、补鞋，他妻子在家，和邻居打打麻将；三楼卧室住一个三十出头的少妇带着女佣；厨房住着五十多岁的二房东和他不到三十岁的妻子，妻子当家，丈夫每天去书场听评弹；屋顶平台住着一个为报纸做校对工作的单身男子；三楼亭子间住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苏州女人，曾演过文明戏；二楼亭子间住了四个在西餐厅当侍者的小伙子；三层阁住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他任教的小学被日本人炸了，他随之失业，现在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养家糊口。这一幢石库门房子，是当时上海下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上海石库门

石库门房子的二楼，有一间房子称为“亭子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