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戏剧家如瓦格纳(1813—1883)、戈登·克雷(1872—1966)、阿庇亚(1862—1928)、莱因哈特(1873—1943)、梅耶荷德(1874—1940)，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布莱希特都从东方美学中吸取过大量营养。他们的判断，可以使我们免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糊。中国传统戏曲的核心价值，只能在世界公认的东方美学中寻找；而那种核心价值，也正是中国人通过传统戏曲表现出来的审美立足点。

以诗化追求为中轴的写意风格，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主要表现在音乐、唱腔上。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须以“听觉征服”为至高标准。这一点，本书曾在有关北曲的定夺、昆腔的改革、花部的兴起等章节中作过详细阐述。综观国际，欧洲歌剧和美国音乐剧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自从20世纪前期戏曲改革以来，中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巍巍大家。其实，贫于音乐改革，宁肯不要改革；漠视音乐之路，必然会失去中国戏曲。

总之，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历程，也就是中国人在审美境界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过去的古曲佳作未必能等同于我们要找的审美境界，但我们要找的审美境界一定潜伏在那里。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成熟的戏剧家和观众来说，至少有一半生活在重温古典。

不管是重温还是寻找，都是一种彼岸向往。彼岸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尽管彼岸的图景中有不少过去的影像。世间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达到彼岸，那也不要紧，只要满怀兴致地逐步逼近，便是一种幸福。

那么，《中国戏剧史》也就可以坦白自己的最终功能了：从一个美丽的角度提醒广大观众，我们是谁。

一个幽默的附录

秋雨按：

这部《中国戏剧史》原名《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出版二十多年来一直备受各方谬奖，也算是风和日丽。没想到，在这次新版前两年，却遇到了一场有趣的风波。

这场风波的掀起者指控这部书中一段引文的来源有问题。顺着这个指控，很可能把这次新版看作是为了掩盖那个问题。因此，只得把海星先生和周寿南先生写的两篇相关短文作为附录，同时，还刊出了本书原版的两幅照片，向新版的读者作个交代。

风波本身让人感到有点反胃。但我劝读者看开一点，不必过于认真。在浏览了中国戏剧史上那么多悲剧喜剧，那么多作态表演后，再看几出当代的“文人闹剧”，可以启颜一笑，作为精神调剂。

中国人历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一宗伪造的“剽窃案”

海星

近年来，金文明先生一次次“咬嚼”余秋雨先生的所谓“文史差错”，在大陆、香港、台湾同时发表文章并出版书籍，造成巨大影响。2003年10月19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具体辨析了金文明所说的“文史差错”的个案，为余秋雨先生辩护，并对金文明作出严厉批评：“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章培恒先生是我国当代顶级的文史专家，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为了掩盖章培恒先生的这个结论，金文明先生竟然戏剧性地制造了一起“余秋雨剽窃章培恒”的事件。

2004年6月30日，他在北京《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揭露余秋雨先生在戏剧史著作中“剽窃”了章培恒《洪昇年谱》中关于洪昇生平的几百字；过了一个月，他又在天津《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中专门论述了这个“剽窃”事件；又过了一个月，2004年9月，他在山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月暗吴天秋雨冷》一书，封面上赫然标出“剽窃的行为，触目惊心”的字样。据我的同事说，他在这件事上还发表过很多其他文章，出版过其他书籍，我一时收集不全，也懒得收集了。

由于“剽窃”的指控远远超出了所谓“文史差错”，海内外很多报刊都对此作了报道。那几个出了名的“大批判打手”跟着掀起了又一度“批余风潮”。这下倒真是称得上“石破天惊逗秋雨”了。

金文明先生是怎么“认定”余秋雨先生的“剽窃”行为的呢？

原来，2004年苏州有关部门编了一套向中外游客介绍苏州文化遗产的图文版小册子，其中介绍昆曲的一册，从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摘录了两节，再加上别的内容。金文明看到这个小册子没有保留被摘录原书的一切学术注释，又估计今天的读者很难查找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便心生一计，撰文欺骗读者，说《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原书中也没有注释，因此书中引用章培恒先生的一段话属于“剽窃”。他为此向读者保证，他家里就藏有《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逐字逐句地查过，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

接着，他大规模地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先生出版《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时才三十九岁，年纪轻轻就去剽窃；又请出一位所谓“法律界朋友”，论定余秋雨先生是“货真价实的剽窃”；又声称自己揭露剽窃的文章“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好多教授奔走相告；又发表“北京一位中年教授”给他的来信，说是不抓余秋雨，就不要再抓别人的剽窃了……

我原来对金文明在“咬嚼”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