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

芬南就是这样描绘的，而史迈利能够理解。这故事几乎不见愤怒与怨恨的踪迹，不同于史迈利在这类面谈中预见的那样，但是（可能正因如此）这显得更为真实。关于这次面谈还有一件事：史迈利深信芬南对某些重要的事情选择了闭口不谈。

傍水街事件和芬南的死亡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联？史迈利责怪自己思绪飘出太远。纵观全局，一连串事件都表明芬南跟史迈利同陷于一个问题之中。

一连串事件加上史迈利的直觉、经验，或者是——那种促使他按下门铃而非插入钥匙的意识，尽管这意识并未警告他，在夜里有一个凶手正拿着一杆铅管等待着。

那次面谈并不是正式的，这没有错。在公园里的散步让他想起牛津多于白厅。在公园里的散步，在米尔班克的咖啡馆——对了，这里也有一个程序上的差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在公园里散步，热切地跟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攀谈……除非这小人物并不是籍籍无名的！

史迈利拿了一本平装书，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

我们先做一个尚未被证实的假设：谋杀芬南以及试图杀害史迈利这两件事之间确有关联。那么在芬南死之前，史迈利是如何与他关联上的呢？

1.在1月2日周一的面谈之前，我从没见过芬南。我是在军情局查看他的档案的，而且我已对要提的问题做了准备。

2.1月2日，我独自打车去外交部。外交部安排了面谈，但并没有，重复一遍，并没有提前获知谁去问话。芬南因此不会预先知道我的身份，军情局外的人也不会得知。

3.问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外交部，办公室里人们穿来穿去，根本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