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医生收治了亚历山大的家人，就是他下了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医嘱。如果她多次接受过输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次血是Rh阳性血，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因为那一次，伊丽莎白拥有了致敏的血液。现在他确定了。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除了她自己的血液开始生产抗体。那些抗体潜藏在她的血液中一直不被人发现，直至9年之后，它们携着滔天的怒火，凶狠地扑向她的孩子。

即使这个假设就是事实，理论上，戴维·科尔曼的父亲也无可指摘。他严格按照当时的医疗规程，秉着良心行医。而当时Rh因子确实已经被发现，在某些地方Rh交叉配血已经应用于临床。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忙碌的乡村全科医生能时刻紧跟新时代的一切。或者，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时候，有些内科医生，包括一些全科医生会发现血型分型的新变化，并立即推行了新的临床标准。但是，戴维·科尔曼分析着能这样做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医生。当时，他父亲已是日渐迟暮，他的工作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太多时间看书。这个借口说得过去吗？如果这借口出于他人之口，他自己能接受吗？或者这可能只是一个双重标准，当罪及至亲之时，况且他已经过世，他也不忍苛责？这个想法让他很苦恼，他不安地感到个人感情胁迫着过去他珍视的原则问题。戴维·科尔曼想着要是没想到这些就好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的迷惘之感，对于所有的事情……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绝对的把握。

皮尔逊从房间的另一头看过来，问道：“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科尔曼看了看表，然后答道：“刚过了一个小时。”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性急地伸手去拿电话。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他的手一摆。“不，”他说，“我想我最好别打。”

在血清学实验室，约翰·亚历山大也在焦灼地看着时间。一个小时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从那以后，他好几次想定下心来干活，但是，很明显，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与其做错，不如不做。现在他又拿起试管，准备重新开始。但班尼斯特走了过来，把试管从他手里拿开了。

看了看申请单，老技术员和蔼地说，“我来吧。”

他不是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然后班尼斯特说，“去吧，孩子。留给我来吧。你为什么不去陪着你的妻子呢？”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但我想我还是留下来吧。科尔曼医生说，一旦他有什么消息……会马上过来告诉我的。”亚历山大的目光转向墙上的挂钟。他干巴巴地说道：“估计现在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