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忠实信赖、壮年时代所有的自我牺牲，最终抱着盲目、绝对、丰沛的信任向另一个人付出了人类之间所能够付出的一切，结果发现另一个人不忠和卑鄙，他有没有权利愤怒和报复呢？如果愤怒，如果报复，那个欺骗并抛弃了他的人是否曾是他真正的朋友？你看，当我孤独的时候，总是琢磨这类书生气的问题。当然，孤独不会提供答案。书籍也不会给出完美的回答。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或拉丁圣哲的古代论著，还是现在的新书，难道都只是玩弄修辞、不说真相的夸夸其谈？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真相呢？……当我有一天开始沉浸于心灵和书籍之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光流逝，生活在我的周围变得晦暗朦胧。书和记忆越攒越多，越积越浓。每本书里都有一点点真相，所有的记忆都表明，人们徒然知道人际关系的真正本质，他们不会由于各种见识而变得更加明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向我们曾经视为朋友之人索求真相与忠诚，哪怕有许多件事表明了这个朋友的不忠。”

“你能完全肯定，这个朋友不忠吗？”客人反问。

突然一阵长长的沉默。在朦胧中，在不安的烛光里，两位憔悴的老人相互望着，几乎消失在昏暗里。

“我不能完全肯定，”将军说，“所以要趁你在这里，咱们谈谈这件事。”

他向后靠在扶手椅里，抱着双臂，动作镇定、谨慎地说：

“因为有一些是资料性的真相。比如说，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这样或那样发生的；这时或那时发生的。想知道这个并不难。常言说，事实在说话。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全部事实浮出水面，并大声叫喊，要比被告在刑讯室内的哀号声还要响。最终一切全都发生，这个事实不可能被误解。但是有的时候，事实只是可怜的后果。一个人并非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犯错误，而是由于他所做事情的根本意图。我对庞大、古老、宗教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它们不仅了解这点，并且开诚布公。一个人可以做出不忠、卑鄙乃至杀人之类更坏的事情而仍然未失内心的纯洁。行为还不是真相，毕竟只是后果而已。假如有一天，一个人想做出裁决和审判，不能只凭警方举报的事实，还必须了解法学家所说的‘动机’。你逃跑的事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原因很难理解。你要相信，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我假设并分析了各种可能，试图对你那令人费解的举动进行解释，但始终未得到任何答案。只有真相能够提供答案。”他说。

“你说‘逃跑’，”康拉德说，“这个词用得太重了。想来，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按照规定辞掉了军衔，没留下任何不清白的欠账，没向任何人做过自己未能恪守的承诺。‘逃跑’，这个词用得太重了。”他郑重其事地辩解道，并且稍稍挺直了上身。

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颤抖，气愤突然给他的嗓音染上一层严肃的色彩，不尽坦诚。

“也许，这个词用得是有些重，”将军边说边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但是若从远处观察所发生的事情，你应该承认，很难找到比这个更温和、更婉转的词了。你说你并不亏欠任何人，这话既对也不对。当然，你在城里既不欠裁缝的钱，也没欠放高利贷者的账。既不欠我钱，也不欠我承诺。可是就在那一刻，在7月份的那一天—你看，我连日子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当你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有所亏欠的。当晚我去了你的住处，因为我听说你走了。我是在傍晚得知的消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我赶到你的住处，只有你的勤务兵接待我。我请他让我在你住过的房里单独待一会儿，那是在最后几年，你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里服役时住过的地方。”将军沉默了一会儿，仰身靠在扶手椅里，用一只手掌遮住眼睛，仿佛在回想过去。过了一会儿，他用平静、陈述的语调继续说：“勤务兵自然乖觉地顺从，想来他也别无选择。我独自站在你住过的房间里，仔细环顾了屋里的一切……请你原谅我鄙俗的好奇心。但是不管怎样，我都难以接受那个现实，无法相信一个曾跟我共同度过生命中漫长时光的人竟会逃跑，我说的时光，准确的讲是二十二年，包括了我们的少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最美好的日子。我极力寻找借口，猜想你可能身患重病，甚至希望你发了疯；也许有人在迫害你，也许你打牌赌输了，也许你做了什么有辱军团、军旗以及你的誓言与尊严的蠢事。我真的这样期望。我说得没错，你不要觉得奇怪，在我眼里，所有这些罪过都小于你当时的不辞而别。即使你改变了世界观，我也能为一切找到借口和解释。只是有一点我无法解释：那就是，你对我的伤害。对于这个，我既无法理解，也找不到遁词。你走了，就像一个逃债者或窥探者，就在你走前的几个小时，还曾跟我们在一起，跟克丽丝蒂娜和我在一起，在山上的庄园里，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曾一起度过了许多白天，甚至夜晚，年复一年，那种亲密感和手足情只有双胞胎才能体会到，双胞胎是与众不同的生灵，大自然的奇思怪想将他们生死相系。你知道吗，双胞胎即使在成年之后相隔遥远，也能够彼此感知。基于某种特别的生理规律，他们同时患病，忍受同一种疾病的折磨，即使一个住在伦敦，另一个住在遥远陌生的国度。他们既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