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和生活里体会到的。要了解所有的细节，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个隐在背后的词是重要的。一切都必须复原。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你逃跑了，克丽丝蒂娜走了，她驾着轻便马车回家了。在那一刻，在那之后，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我环顾房间，望着克丽丝蒂娜消失的方向。我知道，在前厅里，在房门后，你的勤务兵还姿势僵硬地站在那儿。我唤他的名字，他走进屋，向我敬礼。‘请您吩咐！’他说。‘上校先生什么时候走的？’‘乘拂晓的特快列车。’这列火车开向首都。‘他带了大箱子吗？’‘没有，只带了几件日常的衣服。’‘有没有留下什么指令或口信？’‘留了。这套公寓要退掉。家具要卖掉。这一切都交给律师先生办理。我将归队。’勤务兵说。他只说了这些。我们面面相觑。随后发生的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时刻：勤务兵—那个二十多岁的乡下男孩，你肯定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聪颖、通达人情的脸—从笔直立正、目光炯炯的军人身体里走出来，不再是一位士兵站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而是一个了解某些秘密的男人站在另一个他所同情的男人面前。在他的目光里，含着某种同情与怜悯，我的脸色变得煞白，那副目光让我血往上涌……这时候—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突然丧失了理智。我上前一步，抓住他上衣的胸襟，猛拽一把，几乎将他悬空拎起。我俩的哈气呼到彼此脸上。我们死死地盯着对方，勤务兵的眼里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再次—或者说始终—流露出怜悯。你知道，在那种时候我的拳头无论对人对物都不长眼睛；不管什么，只要稍不留神就能击得粉碎……这个我自己也清楚，我感到我们两个，士兵和我，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松开手，像扔一个铅娃娃；他的军靴咚的一声踏到地板上，重又恢复了立正的姿势，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只要开口问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肯定会回答。我只需问他：‘刚才来这儿的那位女士，以前也来过这里吗？……’假如他不回答，我会杀了他。但是很有可能，即使他回答了，我也会杀他……人在这种时刻六亲不认。与此同时我心里清楚，没有必要问。我知道克丽丝蒂娜以前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她肯定来过许多次。”

将军仰身靠在扶手椅里，两只胳膊疲乏无力地搭在扶手上。

“现在再问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他说，“我还应该知道的事，这个陌生人是无法告知的。我还应该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疆界在哪儿？背叛的极限是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个。另外还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带着毫不知情的询问语调。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这些在心底深埋了四十一年、至今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现在是他第一次问出口。

16

“因为，不仅是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现在他抬起头来果断地说，蜡烛在他们的头顶上燃着长长的火苗，冒着烟；蜡烛的棉芯已经变黑。窗下的风景和城市已经昏暗，黑夜中不见一点灯火，“人自己也制造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人制造了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后，又守在身边不肯放走。人就是这样。即使他在开始的一刻就立即感到并且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致命的，但他还是照做不误。人跟命运相互依存，相互召唤，相互创造。‘厄运无缘无故闯进我们生活’的说法是不对的。厄运从我们敞开的房门跨进来，是我们将厄运请到自己跟前。没有谁拥有足够的力量与聪慧，能用言行阻止那些因其本质和特性注定将要发生的灾难。我对你和克丽丝蒂娜的关系真的一无所知吗？……我指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或在开始的时候，在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开始时？……话说回来，是你把克丽丝蒂娜介绍给我的，是你曾在她父亲那里誊写乐谱，那位老人虽有一双拉小提琴的手，但只能用来抄写乐谱，由于攥不住提琴和琴弓，他已经不能再用乐器演奏出纯美、高雅的音乐，他很早就被迫结束了艺术生涯，告别了音乐厅，不得不在一座小城市的音乐学校教那些五音不全或假装有天赋的孩子们，另外还靠帮一些有点天赋的艺术爱好者修改或编辑他们的作品赚些可怜的外快。你就这样在克丽丝蒂娜十七岁那年结识了她和她的父亲。克丽丝蒂娜的母亲是南蒂罗尔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当地一家疗养院里治疗心脏病。当你介绍我认识他们父女时，克丽丝蒂娜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后来，在我们蜜月之旅结束之前，我和克丽丝蒂娜一起去了一趟那个温泉度假村，找到了那家疗养院，克丽丝蒂娜想看看母亲辞世的房间。我们下午乘汽车赶到阿尔科，沿途弥散着加尔达湖[35]畔鲜花和橘子树的芳香，我们在里瓦休息了一会儿，午饭后进到了阿尔科。铅灰或银色的风景，满眼都是橄榄树，高处有一座城堡，隐在悬崖峭壁之间，悬在雾气和热风之中，那是一所心脏病疗养院。到处都是棕榈树，令人感动的柔和光线，芳香、湿闷的温热空气，感觉像是在暖房里。在那座淡黄色外墙、十分宁静的建筑物里，克丽丝蒂娜的母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它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神秘，仿佛所有的悲伤都锁在其中，人们因此患心脏病，似乎心痛是阿尔科的某种无声的行动，仿佛失望是某种令人费解的生活意外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