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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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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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