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农场的一个小头目。作为一名积极改造并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积极分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那兆同比别人更早得到平反，也比别人更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北京，有了份像样的工作。在三十八岁那年，他进入一所文物管理部门，从而有机会参与到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将收藏，将恢复净园并使其成为一个私人博物馆的想法，作为余生的追求。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后死于不明病毒的感染。70年代，没有孩子是难以容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周围人。婚后两三年如果没有孩子，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他们将成为周围人关怀的对象。总会有人费尽周折，向他们推荐治疗不孕症的偏方和名医。他们接受关怀，吃偏方，听中医的建议，锻炼，磨合夫妻感情，但一年又一年，这种用意明显的磨合与努力反倒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越是假装，越是掩饰，彼此越是生疏与虚伪，以至于冷漠成了他们的安全距离，谁都不愿意对方看见自己日益暗淡的希望。

小女孩的到来犹如神助，一家人欢天喜地，接受了上天的恩赐。在农场，人们愿意将守密，作为支持这对夫妻实现多年夙愿的祝福。之后，苗秀娥由于丈夫返城，顺理成章地进入北京。对他们来说，返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从此离开了每个人都互相熟悉的小地方，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在这项工程中，那拉是中心，补办的出生证让她在法律上成为他们的亲生骨肉，更让人放心的是，在单位同事与邻居眼中，他们都是确凿无疑的三口之家。

事情就这样稳妥地得到了解决。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女孩儿日益显示出她修复的能力，她完全改善了苗秀娥和那兆同的关系。事实上，她不像他们的孩子。他们对她从来没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的孩子不会这么好。尤其是，相貌出众。苗秀娥和那兆同都相貌平平。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兆同年轻时过分细瘦的身材得到修正，他高大，一头白发与谨慎的态度，使他的形象一望而令人信服。他原先黑白相间的头发，在这三年里，变成了白霜。苗秀娥却相反，她年轻时的矮胖身材，被时间削细了。她看上去平庸而普通，她日益成为一个和善、安静的老女人，面容里藏着一丝宿命的无奈笑容。她再未生育，那拉和名声在外的老公，早已弥补了这一缺憾。

苗秀娥将故事的开头部分有意忘记了。

她没有将那串破旧的碎石项链拿给那兆同，出于忧虑与自私，她在进北京前丢了它。她有意将它留在农场。她觉得那东西也许提供了一条让人担忧的线索，这条线索会将他们引向那拉并不遥远的过去，引向红树林和某个陌生的男人和女人。虽然她也并非没有丝毫好奇，但她不需要颇有古物鉴定经验的丈夫，解读上面古怪的字或图，一切预示了这个孩子来历的说法与猜测，她都不需要。对这个孩子，她自有解释。她的记忆，比任何物件都来得可靠而安全。无论她是否有意丢弃过去的记忆，从进入那一片红光开始，那拉就只属于她了。于是，她将红树林，破旧的项链，解不开的结，军绿色的帆布包裹统统藏起来，一并忘记。她将自己早夭的儿子从记忆里抹去，将怀孕、妊娠、生产这一过程与小女孩系在一起，她确认，那拉来自她的子宫，在她的子宫里长大，一直长到她从红树林里将她领回。

在苗秀娥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片微红的黄昏的光芒。那拉出生在那一片红光里。

蛾子

自然光很难透进走廊。两边皮肤科的诊室和治疗室关闭门窗后，白天廊道里很暗。只有楼梯口是亮的，一盏孤零零的挂灯，象征性地支付着极为有限的光线。华文总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第一只蛾子是在这里发现的。

他准备去急救中心值夜班，早到办公室，是想整理一下那拉的治疗记录，再理顺理顺思路。他上了三楼，走进昏暗的走廊。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挨着一个存放医疗器械的储藏室。华文的这间办公室兼治疗室，平日里，差不多是一座无人光顾的孤岛。华文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却没有转动。华文回头看看楼梯口，孤灯的光环，此时多像一个洞口。水泥地板反射出半截短而冷清的光。卫生间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此外，还有嗡嗡声。华文转动钥匙，又停下来。嗡嗡声时断时续，一踏上楼梯，他就听到了。这是电流或发动机的声音，华文想。但这是另一种声音，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华文始终无法摆脱。华文仔细搜索，最终看到的是一只蛾子，在一侧的墙壁上飞扑着。是蛾子扑扇翅膀的声音。华文打开房门，从办公室找来一张报纸，想用报纸捂住蛾子，抓住它。好几次，蛾子都飞开了。华文不想再理会，但嗡嗡声不绝于耳，让他烦躁。这一小时就花在蛾子上了，而蛾子总能躲闪，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

蛾子的翅膀一直在眼前晃动。他没有捕到蛾子，下班时却发现它倒毙在脚下。他捡起它，用一枚图钉钉在挂衣服的木隔板上。

这是第一只蛾子。

以后，每天，他都会发现一只，从不间断。有时，蛾子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时推门开灯后，地板上会有，有时它就粘在门把手上，两只翅膀夹在身体两侧。有时蛾子是活着的，有时，他看到的，是蛾子的尸体。他小心测量蛾子。所有的蛾子，打开翅膀后，竟有十二厘米长，六厘米高。华文保留这些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