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叶说，“昨天我把手弄破了，刚才发球时正好碰到伤口。”

“不行。”

我连连不断地赢球。

“不公平，尼尔。我的鞋带松了，我这个球……”

“不行。”

我们继续打乒乓球，猛力地打。

“尼尔，你身体靠上乒乓桌，这是犯规的。”

“我既没靠桌子，也没犯规。”

我感到樱桃和硬币混在一起跳动。

“尼尔，你骗去我一分，是19：11。”

“是20：10，”我说，“你发球。”

她发球后我扣球出界，球滚进冰箱的房间。

“骗子！”她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叫着，“你赖皮，”嘴唇气得发抖，仿佛她可爱的小脑袋上压着千斤重担。“我恨透你了。”她把球拍横扔过房间，撞击着酒柜，发出叮当之声。正当此时，我听到外面克莱斯勒车在车道上碾过砾石的声音。

“比赛还没结束呢，”我对她说。

“你赖皮，你偷水果！”说后她拔腿就跑，我失去了赢她的机会。 那天深夜，布兰达和我第一次做爱。我们坐在电视机室的沙发上足有十多分钟之久，互不讲话。朱丽叶早已眼泪汪汪地上了床，虽然没有人告诉过我她哭泣的事，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否提起早已被我冲下马桶的那一把樱桃。

电视开着，虽然关上了声响，屋里一片安静，灰色的图像仍在房间远处摆动。布兰达默默无声，裙子紧裹着她曲着的腿。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她就到厨房去了，出来时她说，听上去似乎大家都睡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看着屏幕上人们在某个鸦雀无声的饭店里沉默地吃饭。我解开她裙子的纽扣时，她挣扎着。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穿着裙子的模样是多么可爱的缘故。不管怎样，我的布兰达看上去确实可爱，我们小心翼翼地叠好裙子，互相紧紧地拥抱着，不一会儿布兰达面带微笑，慢慢地、笑眯眯地躺下去了，我就起来了。

让我怎么来形容和布兰达的欢乐呢？这是令人陶醉的，就像我最后获得了那个第二十一分一样。

回到家里，我即给布兰达打电话，但已被舅母听见，她从床上起来。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给谁打电话啊？请医生吗？”

“不是。”

“半夜一点了，打什么电话啊？”

“嘘！”我说。

“他要我不作声。深更半夜还打电话，我们的电话账单还不多啊。”说完她又折回床上，怀着一颗殉道者的心，睡眼惺忪，极力克制自己的睡意，直到听见我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才放心。

布兰达接电话了。

“尼尔？”她说。

“是的，”我低声说道，“你没有起床吧？”

“没有，”她说，“电话机就在床头。”

“太好了，床上舒服吗？”

“很舒服，你也在床上吗？”

“是啊，”我撒了谎，为自圆其说，我扯着电话线，把电话机尽量拉近我的卧室。

“我和你睡在一起。”她说。

“是啊！”我说，“我和你在一起。”

“我把遮光帘拉下了，很黑，所以看不见你。”

“我也看不见你！”

“刚才真好，尼尔。”

“对，睡吧，亲爱的，我在这儿。”我俩没有互相说一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早上，我又按自己想好的计划给她打电话，但几乎听不见布兰达和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格拉迪斯舅母和麦克斯舅舅下午要去参加劳动者协会的野餐。他们吵吵嚷嚷的，因为昨天一个晚上，葡萄汁从冰箱的罐里嗒嗒地往外流个不停，到早晨，已漏到地板上。布兰达仍然睡在床上，所以我们的游戏玩得比较成功，但是我必须拉下所有的我的感官的遮光帘，设想自己已置身于她的身旁。我只祈祷我们美妙的早晨和夜晚的到来，果然很快就如愿以偿。

四

以后的一周半里，生活中似乎只有两个人：布兰达和那个喜欢高更的黑孩子。每天早晨，图书馆还未开门，这孩子就在等了，他有时坐在狮子背上，有时在它的肚子底下，有时则干脆站在狮子附近，用小石子投打它的鬃毛。馆门一开他就跑进去，脚蹬在大厅地板上噌噌作响，奥托向他瞪眼后，他才踮起脚尖走，最后登上那座通往大溪地的大理石长梯。他并不总到午饭时分才走，在非常炎热的一天，我清晨到馆时他已在那里了，直到晚上我离开时他才跟我走出大门。第二天他没有露面，来的却是位年事很高的老头儿，是个白人，浑身散发着一种糖果的香味，鼻子和脸颊的表皮底下青筋暴出。“请告诉我艺术类书籍在哪里？”

“在第三书库，”我说。

不一会儿，他捧着本褐色封面的大书回来了。他把书放在我桌上，又从瘪瘪的钱包中抽出借书证，等着我盖印。

“你把书借走吗？”我问。

他微微一笑。

我拿起他的书卡，将金属边塞进机器，但我并没盖印。“请稍等一会儿，”我说。我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本活页夹，翻过几页，上面画的尽是我这一周聊以自娱的战列舰和数字游戏。“这本书已有人借了。”

“什么？”

“有人借了。已经有人打电话来要求保留这本书。请留下姓名和地址，本书还来时我们好写张明信片通知你。”

虽然不是面无赧色，但我总算把书放回原来的书架上。那天晚些时候，黑孩子来馆时那书还在他昨天下午所放的地方。

至于布兰达，我每晚都见到她。每逢没有球赛转播或帕丁金夫人不外出参加哈大沙[犹太妇女慈善机构]的牌会时，我俩就在无声的电视屏幕前做爱，因为这时，帕丁金先生已经睡觉，他的夫人也不会出没无常。一个天幕低垂又十分闷热的夜晚，布兰达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