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使用了那个时代大量官僚文牍：履历、评语、证件、表格、秘密会议记录等等。作者每次在引入一个新的主人公之前都会像一个人事干部那样将其个人档案资料展示出来，然后再进行文学描写和叙述，并显示出档案记载中的这个人和实际之间的落差，作者这样独具匠心的细节安排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停滞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作品语言内涵的创新则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大量精巧编织的俏皮的双关语不断地在钻极左时期官方语言的空子，在优雅言语的内部常常包含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心理谕指，这一切交织成语言的如梦如幻的境界；还有时不时像从水下冒出的潜台词，不经意间就将读者从严酷的现实引向卡夫卡式的荒诞。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例如斯维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国内外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错误地将《针尖上的天使》看做讽刺小说，其实笔者在其中只看到讽刺小说的一个元素——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作品中没有刻意地表达出假定性的东西，也未将现实场景引入荒诞（精妙语言引发的荒诞联想除外），没有荒诞，没有什么特殊的讽刺属性，或者说，不比巴尔扎克小说的讽刺特性更多。小说表现出来的刚刚过去的那些极左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诞滑稽，而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因为司空见惯。该小说是第一部对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进行如实描写，第一部不带回避和不带寓言性而进行严肃的艺术思考的作品。小说本身不带讽刺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太过荒诞。

无论如何，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仅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作家多年之后在美国碰到的一件趣事：

“我当时正在我任教的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忽然我的女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个人想见我，他讲的不是英语，但是带着一本我写的长篇小说，并指给她看。紧接着出现了一名男子，他手上拿着一本莫斯科出版的《针尖上的天使》，还向我宣布，他就是书里描写的那位上级任命的大干部的儿子。他也是弃学离开了学院，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爱上了克格勃一名将军的女儿，酒后驾车导致两名工人死亡，那两人当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为此坐了牢，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他爸爸找到了渠道，通过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将儿子放了出来。这位客人还告诉我，他听说我似乎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而得到了二十五万，而我在作品里采用了属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何况他是凭伪造的邀请函来美国的，这里没有人给他见面礼。他的简历确实同小说里描写的类似，只是在我小说里的那位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