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攥起来。昏暗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手掌举到眼前。

“这可是列宁勋章呀？”他害怕了，因为已经由于勋章坐过一次牢了。“你发疯了！”

“拿着！拿着！我的盒子里这种破烂每样都有一百个。你不信？你到星星城来，我来办通行证，我给你看……只要我到一个地方，人群就拥抱，高兴。过后我一看——勋章少了……所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做了很多假的。要是被扯掉了——我妻子瓦丽卡用粉笔把新的擦亮然后别上。”

“那外国的呢？”

“外国的也做了很多——铜的和玻璃的。那你以为呢？钻石的？……好了，保重！”

此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舍得把自己真正的奖章送给加加林。但是拉伯波尔特没有他在履历表中写明的那些政府奖励：两枚奖章在第二次被捕时与法西斯十字勋章一起被收走了。

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听到了奇怪的沙沙声。她丈夫胸前戴着列宁勋章坐在梯阶上并用指甲挠着墙壁。浑身是病的阿霞把他背到了床边。十分聪明，不十分漂亮，肥胖而善良的阿霞是地球上唯一忠于雅科夫的人。因为乳腺癌，她在一年半中丧了命。做晚了的手术（阿霞害怕说她有肿瘤）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快了死亡。

她死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自己不知不觉地变得邋遢起来。他洗衬衣的次数越来越少，而裤子根本就不熨。打字室的女人们给他缝扣子，而袜子穿破后他才脱下来，再买双新的，上班时在桌子底下换上。但是有一次他在商店里问有没有皮帽子。旧帽子缩水了，他的大脑袋戴不上，可是戴鸭舌帽嫌冷。商店里当然没有帽子，但是滞销的大号进口英国礼帽到货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排队买了一顶，因为大家都买了。他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劳动真理报》广泛讨论了塔甫洛夫的新礼帽。人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摸一摸，要求戴上并走一走。带黑色带子的灰色礼帽在英国是丧葬场合戴的，但是在莫斯科大家都异常兴奋。

由于新的礼帽，拉伯波尔特其余穿戴中的缺点开始惹人注目。人们建议他买一套新西服（现在有不贵的波兰西服），衬衣（常有东德来的）。提出和他一起去商店，借给他钱。结果是，他通过走后门又给自己买了件灰色的南斯拉夫大衣。而打字室的女人们一人凑两卢布送给他一条韩国的绿色格子围巾作为生日礼物。还差两卢布，于是从寿星那里征收了上来。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现在您想去哪儿都可以。出国也行，结婚也行。”

“是不会放我出国的，姑娘们。而我自己不会放自己结婚的。总而言之，我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买所有这些东西，以便在埋葬我时有穿的……只要来得及还清欠债就好了！我干吗碰上了这顶帽子？现在我得想着衣服。可什么时间工作呢？”

但是由于严寒帽子边很快翘了起来，大衣在地铁里磨破了，西服磨得发亮了，半高豄皮鞋穿歪了，而东德来的衬衣让塔甫洛夫剪下了硬领子，当做内衣穿了起来，在外面套上一件不会弄脏的深灰色绒线衫。于是一切走上了正轨。

拉伯波尔特安葬妻子后已经三年了，可他还是没能平静下来。怎么会这样？他继续地爱着她并固执地在履历表中填写她的名字，就像她还活着。人们一次也没有向他指出这一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这里是相信人们的。然而就是在涉及儿子这方面，他的表格资料也是假的。

科斯佳实际上是阿霞和雅沙的同年级同学，舞台美工万尼亚·杰多夫与他的妻子丽塔，一个长得像圣母的女演员的儿子，他们在拉伯波尔特之前被捕。本应立刻把孩子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儿童收容所的，却把“祖国叛徒家庭小成员”一个人忘在了房间里。拉伯波尔特夫妇决定做他的监护人，而不是收为义子，为的是但愿别毁了他的前途，万一出什么事呢！

现在科斯佳已经二十一岁了。他和父亲不在一块儿住，但是经常来看他。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为科斯佳租的房间付钱。准确地说，是为单间住宅中的厨房付钱：房主离开去北极地区三年，东西锁在了房间里，把单独的厨房连同卧式沙发和煤气灶以每月三十五卢布的价钱出租了。又有麻烦在等着拉伯波尔特了。从学院筑坝员专业快毕业时，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杰多夫突然急剧改变了自己年轻生活的倾向。他的伙伴们有时出现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家里。他们绝不是您所认为的流氓。都来自好人家。他们彼此抄写练习，学习现代希伯来语。前不久科斯佳顺便来看父亲，一进门就问道：

“爸，你能给四百卢布吗？收齐钱后我们就还。同学们弄到了一本犹太百科全书……”

“儿子，我哪儿来这些钱？你是知道的，妈妈生病时，我们把钱都花在给医生送礼上了。明天不会晚吧？到时我借债。可是你要百科全书干什么？等普弭节到了，我本来就会告诉你的……”

“你是个怪人，爸！难道你到现在还幼稚地以为，从4月1日起会下令取消反犹太主义？就算会是这样，那也是愚人节的笑话……”

“我完全不这样认为，我的孩子。但关你什么事？你的父亲和母亲，很幸运，都是俄罗斯人。”

“好像我已经解释过了，父亲，他们不是我父母。他们只是肖像，其他什么也不是！”

“就算是这样！可你是共青团员，未来的工程师。毕竟这比意识形态要干净。嗯，你会入党的，当然前提是还没在犹太教堂附近拍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