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的夜晚降临了。天气暖和时就稀少的船只现在完全停止了航行。照顾彼得的是帐篷主人的女儿。她依恋上了他，对他寸步不离。不久后一个男孩——马克西姆——出生了。爱斯基摩人建议彼得留下来，但是义务召唤政委去国家联合政治总局。带着妻子和儿子用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后，他带着全家去向领导汇报所经历的事。马克西姆那时快两岁了。

在卢比扬卡广场马克西姆拉了一下爸爸的手。父亲给他解开了裤子，让儿子站得离墙近一些，免得妨碍过路人，然后一条细流流到了人行道上。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的人瞬间就出现在旁边。他说道：

“你们在干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大楼吗？”

“我知道，”扎卡莫尔内说道，“可是孩子憋不住了。”

“知道还干？走一趟吧……”

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彼得·扎卡莫尔内不是胆小之辈。他要求给他引见领导。边防军领导人吃惊的是，扎卡莫尔内政委还活着。立即释放了他，但是当政委毫不隐瞒地讲出了真情后，天空阴沉了下来。原来，爱斯基摩人的国外旅行还在继续，并且不久前他们击落了海岸警备队的飞机。这么说，扎卡莫尔内政委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还和罪犯们跑到了国外。

国家联合政治总局政委扎卡莫尔内（顺便查清楚了，他是富农的儿子）被判处枪决，而他的妻子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又给加上了十年，再后来她死在了沃尔库塔的某地。在马克西姆被送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小城的特别保育院中，他是三百个孤儿中最富有的一个：他有自己的姓和名字。父母还给他留下了良好的肉体和精神健康，这不仅帮助了他战胜饥饿和佝偻病，还帮助他克服了保育员们智力的贫乏。作为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马克西姆在证明文件中写道，他原来是流浪儿，受苏维埃政权的教导走上了诚实的生活道路。凭借这一点，他得以在战后考上基米利亚泽沃农业学院。

那时，在学院毕业前一年，他偶然参加了一个晚会，后来才知道，它是由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们召集的，他们要破获一个大学生反苏组织。侦讯期间他得知，原来，当其他人跳舞时，他一边坐在桌后面喝酒，一边商谈谋害雷先科和先进的农业生物科学的其他代表的事。证据是确凿的：一伙人中大家都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而他没有。他的经历也暴露了出来。六个人被判了十年。扎卡莫尔内作为组织的领导人，此外还是魏斯曼学说的信奉者和摩尔根主义者，被判了二十年。在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仔细地看遇到的女人们的脸：他在寻找自己的母亲。

当大赦来临后，发给了他一个证件，他小心地保存着，尽管他粗枝大叶。证件内容如下：

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37号

No.Н-879/ос（本证明不可用做居留证）

证明

公民扎卡莫尔内·马·彼，1928年生，白令角生人，俄罗斯族人，被捕前系莫斯科农业学院四年级学生。他被国家安全部下属特别会议根据刑法第58条判处劳改二十五年，1955年1月4日在劳改营（Ж-175号信箱）部分服满刑期并从此时起在落户点流放。在工作中表现积极。

根据检察院、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的决议，扎卡莫尔内·马·彼一案终止，量刑减为五年劳改，因缺少犯罪构成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他在本案上没有前科。

扎卡莫尔内·马·彼免于流放落户。特此证明。

军事法庭庭长

司法少将М.哈尔切夫

从劳改营被放出来的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把健康留在了地下核试验井的工地上（证明中也有机密：在上面注明的Ж-175号信箱中囚犯们挖的是煤）。但是没来得及让他受到辐射，试验是晚一些时候开始的。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在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第40号矿井新村当了自由雇用工人露天跳舞场的经理。他从流放来的神父那里弄到了一本《圣经》并每晚在狐步舞和探戈舞的舞曲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读它，只是在换唱片时才中断。

每天十九点之前，露天舞场经理的时间更自由。因为无事可做，他开始在女房主儿子那里看英语课本并很快自己和自己说起了英语。马克西姆在房间里来回走，把写着单词的纸条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在以后的时间里学会了法语和德语。接下来进展得更快了——一种语言接着一种语言。他把象形文字写在手上。

马克西姆从报纸上得知，他父亲死后被平反了。他现在成了国内战争的英雄，把乌克兰从白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人。正如路加所言，“然而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或者他自称的扎·卡·莫尔内，二十九岁时成了英雄的儿子。他决定从“荒凉之地”回到“神赐给的地方”，到莫斯科去，费力地考上了并轻易地从以前他被逮捕的学院毕业了。

露天跳舞场的前经理从沃尔库塔随身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嗜好。在那里他学会了成杯地喝沃尔库塔酒厂生产的低纯净度的莫斯科牌伏特加。他和魏斯曼学说信奉者摩尔根主义者喝这种酒。他们中活下来的那些人渐渐地活动起来，摆脱了雷先科的压迫。

在莫斯科，在实质上新的单位的幌子下，恢复了实验遗传学的旧实验室。马克西姆被那里录用了，但是他没有户口和房子。人们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