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的手的动作。他用胳膊肘可以悄悄地确定从一旁走过的人兜里的东西，用大腿挤一挤公文包，可以搞清楚放在其中的物体的硬度和重量。

为了朗诵事先会发给工作人员正文，用勾儿标出来，在报告的哪些话之后说什么样的祝词，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热烈地鼓掌，在哪一段后经久不息地鼓掌，什么时候站起来热烈欢呼。职责中还包括吸引周围的人鼓掌并高呼“乌拉！”。当应该响起掌声的那些话快到时，乌杰林把脸转向坐在自己左右的人，热情洋溢地笑着，说道：

“说得真好，不是吗？真是绝妙！我们鼓鼓掌吧！……”

这时报告人正好停止了（他的稿子中也画着勾儿），于是乌杰林一瞬间开始鼓掌，用自己的榜样吸引坐在周围的人们加入。于是不可能确定，由于感情充沛，出于礼貌，出于工作职责而鼓掌的人们之间的差别。

安排领导发言的结束是最复杂和责任最重大的任务。需要有特殊的技巧，让整个数千人一致欣喜地站起来。要知道领导不会发出信号，什么时候掌声该突然转为热烈的欢呼并且在欢呼时会场全体什么时候起立。因此在专门的训练中，小组成员开始鼓掌后，在心里数二十秒钟（一秒钟拍两下）并转入热烈的掌声（一秒钟拍四下），同时吸引会场加入。然后他们再数整整二十秒，之后欢呼开始，其间发出似乎是偶然的，分散的“乌拉！”、“光荣！”的喊声。最后，再过二十秒钟（拍八十下）朗诵小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从座位上站起来，继续热烈地鼓掌，同时他们用手势邀请旁边的人站起来并高呼事先背好的对领袖表示尊敬的祝词。这是壮丽的尾声，之后工作人员剩下的只是墨守成规的活动：监视坐在周围的人们。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现在他晚上有了时间。他决定成为侦查员，并且在法律系二年级结束后被调到了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小组中的工作多种多样。小组成员节日期间在教堂附近执勤，并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正门痛打的是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根据协作处的指示他们等候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掏出非法出版物并带上铁指环殴打他们。但是打得不致残废，因为这是纯教育性措施。

后来是在占位子人员小组中工作。占位子人员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事先占据了所有位子。每个愿意的人原则上都可以进入开庭的大厅，但是没有位子。如果需要放什么人进去，占位子人员中的一个似乎是偶然地站起来并离开，正好腾出一个位子。乌杰林他们不得不占据大厅，当时对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是美国参议员和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他们可能说出不完全需要说的话；他曾占据外国文学图书馆的大厅，当时西德的一位社会学家在那里演讲。还占据外国写生画展览大厅，还曾拿着标语与朗诵小组一起占满了大使馆前的街头，如果需要打碎玻璃，就和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一起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

这一天到了，他向领导汇报说，他大学毕业了，因此可以认为他有完成的高等学历。他从国家安全少尉被提升为民警大尉并被任命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现在从彼得罗夫卡回家时经常步行到地铁，在卢比扬卡广场附近放慢脚步。沿着大楼散步的监视人员装出一副他们只是过路人的样子。而过路人装出他们想不到是这样的样子。乌杰林慢慢地走着，向每一个自己过去的同事使眼色。

“事情怎么样，瓦洛佳？给多少工资？”

“事在办，人在干。”乌杰林悄悄地回答，装出在细看捷尔任斯基铜像的样子。

“你还在干监视？”

“你看，知道吗，怎么也不调我去朗诵组。”

“明白了！好了，多保重！”

于是弗拉基米尔接着走下去。而监视人员拼命地揉搓着耳朵，为了暖和起来，扑向一个外省来的男孩，他拍下了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这里禁止拍照！”他严厉地申斥道，把相机夺走并把胶卷曝光。

37.需要寻找门路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通行证办理处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有人叫她到小窗口前并把身份证还给她，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思绪乱成了一团。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松弛下来并想着，如何把消息告诉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并且在他目前的状况下他能否听到这样的事情。

马卡尔采夫曾不止一次地责备她，说她生活无忧无虑。我死了，你怎么应付呢？她付之一笑并回答他说，需要的话，她会学会的，可她向来相信，凭他的精力他会活得比她长并且还会结婚的。当然，她不希望这样，但是这不在她控制之下：所有男人都一样。季娜伊达终于有了机会证明，她能够独立自主。只是最好不要有这个必要。上帝为什么发怒了？她机械地想起了上帝，因为突如其来的不幸。其他时候她不需要他。

有人告诉了她，找乌杰林高级探员怎么走。门是锁着的，于是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走廊里停了下来，靠在墙上。穿警服的人和文职人员从她身边一本正经地往来穿梭。她试着问了一个人，他像哑巴一样否定地摇了下头，于是她重新站着，等着。没有人保护她免遭怠慢，没人来帮助她。这里没有人需要她，但是她现在依赖他们所有人，所以这让她感到受辱。过了四十来分钟（也许都过了一小时），一个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