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亨利可不是胆小鬼。”

“的确，可他也没有老糊涂啊。”

“他结过婚吗？”

“没。”

“怎么搞的？难道有人割了他那东西吗？”

“他就是太挑剔。”

“他可不是挑。你看看周围有他能娶的人吗？”

“嗯……没有。”

“他只是很理智。工作踏实稳重，为人低调。我希望这事能成。”

“会的。你收他多少钱？”

“每两周五块。”

“这笔钱对你来说用处不小啊。”

“没错。”

她们的谈话如同一场略带淘气色彩的舞蹈：声音相遇，屈膝行礼，摇摇摆摆，然后退开。接着另一个声音加入，却又被下一个声音掩盖：两个声音绕着圈子互相追逐，然后打住。她们的话语有时高高地盘旋而上，有时大步腾跃几下，然而所有的声音都时不时地被温馨律动的笑声—就像一颗果冻做的心脏的跳动—打断。我和弗里达向来会把她们情感中透出的焦虑、纠结和冲撞看得一清二楚。她们说的话，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每句都懂，因为我们一个九岁，一个十岁。因此，我们总是注意观察她们的脸庞、双手和腿脚，从音色中听出真相。

因此，星期六晚上亨利先生过来时，我们闻着他身上的气味。那气味妙极了。像树和柠檬雪花膏，像努奈尔牌头油和咝咝牌香水。

他总是笑呵呵的，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牙，中央一道友善的缺缝。大人们没有向他介绍我和弗里达—只是指了指我们。就好像在说这是浴室，这是衣橱，这是我的孩子，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当心这扇窗户，不能开到底。

我们斜眼瞧着他，什么也不说，同时也不指望他会对我们说什么。也许只是等他点点头，就像他在壁橱前点点头那样，表示看到我们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话了。

“你们好啊。你一定是葛丽泰·嘉宝，你一定是琴吉·罗杰斯。”

我们咯咯地笑了。连爸爸都愣了下，然后露出一丝笑容。

“想要一分钱吗？”他向我们递来一枚亮晶晶的硬币。弗里达低下脑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伸出手去拿。他的拇指和食指一拧，那枚硬币消失了。我们惊愕中带着几许高兴。我们搜遍了他全身，手指插进去掏他的袜子，翻看他上衣的内衬。如果说快乐意味着信心满满的企盼，那么我们当时很快乐。在等待硬币再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让爸爸妈妈感到开心。看着我们的手顺着亨利先生的身体游走，爸爸笑了，妈妈的目光变得柔和了。

我们喜欢他。即便后来发生了那些事，我们对他的记忆中依然没有怨恨。

她跟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弗里达睡在最外边，因为她胆子大—从不会有如果睡梦中把手耷拉在床边，就会有“东西”从床底下爬出来咬掉她的手指这样的念头。我挨着墙睡，因为我就那么想过。这样一来，佩科拉只好睡在中间了。

两天前，妈妈告诉我们有个“情况”要过来—一个没地方可去的女孩。县里安排她在我们家住几天，等他们决定好怎么办再说，确切地讲，是等到她全家团聚再说。我们要对她好，不能打架。妈妈不清楚“那些人怎么了”，但知道那条“老狗”布里德洛夫烧了自家的房子，重击了老婆的头，结果全家人都露宿街头。

露宿街头，我们知道那种日子有多恐怖。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受到露宿街头的威胁。任何无度行为都可能导致这种后果。如果有人吃得太多，他就可能露宿街头。如果有人烧太多煤，他也可能露宿街头。有人可能因赌博而露宿街头，因酗酒而露宿街头。有时母亲会把儿子赶到门外，一旦出了这种事，无论孩子之前做过什么，大家的同情心都会偏向他。他被关到门外，而干出这种事情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妈。被房东赶出门那是另一码事—虽然可怜，但属于生活中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但是，因为太懒惰而使自己露宿街头，或者心肠太硬而把自己的亲人关在门外—那可就是罪孽了。

被赶出家门和露宿街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被赶出家门，那么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是露宿街头，那就说明你无处可去。这种区别很微妙，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露宿街头意味着某件事情的终结，是个不可挽回的物理事实，界定并补充了我们形而上的生存状态。由于在社会等级和阶层中属于少数，我们总是游移在生活的边缘，或者拼命巩固我们的种种脆弱，然后坚持着，或者单枪匹马地向这件衣服显眼的皱褶地带爬去。然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应付这种边缘生活—大概因为它很抽象吧。但露宿街头的具体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死亡的概念和实际的死亡之间的区别一样。死亡不可改变，而露宿街头也是条不归路。

意识到有露宿街头这种事情发生，我们逐渐酝酿出对房屋、对所有权的渴望之情。渴望踏踏实实地占有院子、门廊和葡萄架凉亭。拥有地产的黑人倾尽全部精力和热情经营自己的窝巢。他们就像疯狂而绝望的鸟儿，过度装饰一切；忐忑小心地惜护着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业；整个夏天都忙着腌制食品，填满家里的食品柜和架子；他们刷漆、挑拣，把家里各个角落鼓捣个遍。这些房子就像温室里的向日葵，而那些出租房就像衬托向日葵的丛丛野草。租住的黑人经常偷偷地瞥几眼主人的院子和门廊，更加坚定了要为自己买“一幢小而漂亮的老宅子”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在租来的小屋里尽量勤俭节约，积攒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