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当然不敢“反驳”她。我们不主动跟大人说话，我们只有回答问题的份儿。

我们干坐着，为压到朋友头上的屈辱感到害臊：我抠着脚指甲里的泥，弗里达用牙把手指甲刮得干干净净，佩科拉则用手指抚摸着膝盖上的疤痕—她的脑袋歪向一边。母亲独白似的吹毛求疵总是让我们感到恼火和压抑。那些唠叨没完没了，很是羞辱人，尽管不明说（妈妈从不具体点名—只是说“家里人”或者“某些人”），却句句刺人痛处。她能那样不间断地絮叨几个小时，从一件气人的事联系到另一件，直到把所有让她懊恼的事情都吐光了才肯罢休。等到把所有人所有事都说遍了，她会突然唱起歌来，然后在歌声中度过这天剩余的时间。然而，她的歌声总是姗姗来迟。腹部紧缩、脖子灼热的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抠着脚趾上的污泥或者干着别的什么事。

“……真不明白我这儿是干什么的，我猜是个救济院吧。该轮到我接受而不是付出了。我想我应该一无所有，应该在救济院里终老才是。看来我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有的人整天算计着要把我送进救济院。猫要口袋干什么？我何苦多养一张嘴？好像养活自家人、不至于沦落到救济院里还不够让我烦恼似的，现在我又自找麻烦添口人，简直要把我榨干了。不行，可不能让她得逞。只要我身子骨还有点气力，脸上还有张嘴。什么事都有个度。我可不是东西多得非扔不可了。没人用得了三夸脱牛奶。亨利·福特也用不了三夸脱牛奶。这简直是造孽。我是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别人的。没人敢质疑这点。但这种事该停止了，让我来了结它吧。《圣经》里说要祈祷也要警惕。有人把孩子丢给你然后就继续干自己的事去了。居然都没个人上这儿来看看那孩子有没有面包吃。看起来他们只会想着来瞧瞧我有没有面包给那孩子吃。可是连这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压根儿就不会过他们的脑子。乔利那个老贱货出狱都整整两天了，也不到这儿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就他所知，这孩子可能都已经死了。那个当妈的也不闻不问。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当母亲骂到亨利·福特和所有那些丝毫不关心她有没有面包吃的人时，我们就该走开了。我们可不想听她说罗斯福和教会夏令营的事。

弗里达起身下楼，我和佩科拉紧随其后，绕了大半圈才避开厨房门。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在那里只能隐约听到母亲的絮叨声。

那是个寂寞的星期六。屋子里散发着费尔斯石脑油和烹调芥菜发出的刺鼻气味。星期六总是让人感到寂寞，是那种唠唠叨叨、又要打肥皂洗澡的日子。痛苦程度仅次于压抑、拘谨、喝咳嗽糖浆的星期日—这天你听到的全是“不许这样”和“自个儿好好坐着”之类的话。

如果母亲有心思唱歌，情况就没那么坏。她喜欢唱些倾诉艰难与苦涩岁月的歌，唱些某人去了远方、离开了我的歌。然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眼神是那么醉人，使我不禁对那些艰难岁月心生向往，渴望自己能生长在那“一文不名”的年代。我期盼着这样的甜美时刻：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我“不愿看见黄昏的太阳落山……”，因为那时我便会知道 “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开故乡”。母亲时而欢快时而忧郁的嗓音给悲痛染上了色彩，滤掉了歌词中的悲伤，让我深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很甜蜜。

然而，如果少了歌声，星期六就会像沉重的煤筐一样压在我的头顶，而如果妈妈还像现在这样唠叨个不停，那感觉就像有人在拿石块砸我的头。

“我穷得叮当响，他们以为我是谁啊？圣诞老婆婆吗？好吧，可以把袜子取下来了，因为现在又不是圣诞节……”

我们焦躁不安。

“我们干点什么吧。”弗里达说。

“你想干什么？”我问道。

“我不知道。没什么可干的。”弗里达盯着树梢，佩科拉看着双脚。

“你们想去亨利先生的房间看他的那些少女杂志吗？”

弗里达扮了个丑陋的鬼脸。她不喜欢看那些肮脏的图片。“嗯，”我接着说，“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圣经》。很漂亮的。”弗里达吸吮着牙齿，嘴唇间发出噗的一声。“那好吧。我们可以去给那位半瞎不瞎的太太穿针。她会给我们一个便士。”

弗里达不屑一顾。“她的眼睛好像老流着脓水。我可不愿意看到那双眼睛。佩科拉，你想干什么？”

“我无所谓，”她说，“你们想玩什么都行。”

我又想到个点子。“我们可以上街去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

“太冷了。”弗里达说。她感到无聊又恼火。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软糖。”

“开玩笑吧？妈妈在你旁边唠叨着你能做得出来？她要开始对着墙唠叨，你知道，能唠叨一整天。她甚至不会答应让我们做。”

“要不，我们去希腊旅馆听他们骂人吧。”

“哦，谁愿意干这种事啊？再说，他们翻来覆去就会说那几句。”

把可以提供的点子全倒出来后，我便集中注意力观察起指甲上的小白点来。白点数代表我以后会交的男友数。总共七个。

妈妈的独白声逐渐偃旗息鼓。“……《圣经》上说要给饥饿的人饭吃。说得对，合情合理。可我不能喂大象啊……谁要是需要喝三夸脱牛奶，就不必住这儿了。他们来错地方了。这儿成什么了？难道是奶牛场不成？”

突然，佩科拉弹簧般跳了起来，瞪大的双眼中充满恐惧。嘴里发出嘶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