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末一年和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东西南北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儿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和那种特殊的背影上，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吗？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吗？！

他们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吗？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吗？

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

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正式工作，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