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一个牛仔？”

他走去客厅坐在沙发上。她扯掉活动盖板吧台上的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

“你是在给酒保暖还是怎么着—”

“我是个酒鬼，”他告诉她，“我认为。”

她抿着她的酒。

“你认为。”

“好吧，多半是，鉴于我一开始喝酒就停不下来。”

“我父亲是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酒鬼。福布斯刊登过一篇文章，他一年大概要喝掉30万美元的顶级好酒。”

“这或许应该刻在他的墓碑上。”

她笑了，坐下，她的鞋从脚上掉下来，然后把右腿盘在左腿下面。

“那是瑟奇的西装。”

他伸手去拉领带，并说：“对不起。”

“不用，”她说，“没关系。他现在人在罗马尼亚，我想他正要开始下一段艳史。”

斯科特看着她喝下苏格兰威士忌。外面的雨在拍打窗户，留下条痕。

“我吃过一只桃子，”他说，“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那比我的任何一次性爱都棒。”

“小心说话，”她告诉他，“我或许会把那当成下战书。”

她走之后，他把她的杯子拿去水池。里面还有一指高的威士忌，他把酒倒进池子后，把杯子拿到下巴旁嗅闻，那股熟悉的朴实的泥煤味让他意乱神迷。他想，我们的人生，千疮百孔。他冲洗杯子，倒放过来控干水。

斯科特走进卧室，躺在床上，西服还穿在身上。他试图想象死亡是什么感觉，但想象不出来，于是他伸手关了灯。雨点敲击着窗玻璃，他盯着天花板，看着阴影条纹在反向移动，雨滴在从下往上滑，树枝以罗夏墨迹性格测试的式样展开。公寓是一块空白画布，一个在等待住客决定如何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要画什么？他在好奇。

线索

答案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还没找到。格斯的上司们施压时，他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坠机已经过去了十天。长岛一个海军基地上有个飞机棚，他们把找回的碎片都集中在那里—一段1.8米的机翼，一张小桌板，皮质头靠的一部分。剩下的尸体被找回时，也会被运来这里，假设它们是和飞机残骸一起被找到，而不是像艾玛·莱特纳的尸体一样被冲上海滩，或者像莎拉·吉卜林的尸体被渔夫捕龙虾的渔网捞上来。那两具尸体被送往了当地太平间，必须经过几天时间才能被联邦政府授权取回。调查沿海水域的空难时，司法管辖权是其中一个要应付的难题。

潜水员每天都穿上湿衣，飞行员给直升机加满油，船长们分配好搜索网格。深水区很暗，水流会变向，漂不起来的东西都会下沉。不管怎样，经过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目标。有时，当等待过于难耐时，格斯会找来一架直升机，飞到主导舰船上。他会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鸥盘旋，帮忙协调搜查。但即使在行动中，格斯也只是袖手旁观。他是一名工程师，是飞机设计方面的专家，能找出任何系统中的缺陷。但前提是，他需要有个系统供他分析—推进力、水力学、航空动力学。他现在只有一片扯裂的机翼，以及能把人活埋的自上而下的压力。

然而，即使一小片残骸也在讲述一个故事。根据机翼碎片，他们断定飞机以90度直角撞击水面—像只海鸟一样直接下潜。这不是一架飞机降落的自然角度，自然降落会依靠波状机翼滑行一段。那意味着是飞行员的人为错误，甚至可能是故意坠机—尽管格斯提醒大家，飞机有可能是以自然角度降落的，只不过迎头撞上了大浪，模拟出俯冲坠毁的情景。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

几天后，一大块机尾在布洛克岛外围被人发现。这块机尾让他们第一次看到液压系统—表面看起来没有功能损失。第二天，又有两个行李箱在蒙托克海滩上被人发现—一个完好无缺；另一个已经裂开，只剩一个空壳。于是这样的碎片一点点出现，就像大海捞针。好消息是，残骸似乎是在水下解体的，一次出现一点点；然而，四天以后，就不再有新发现了。现在格斯担心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找到机身的主体了，剩下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也都永远不见了。

每一天，他都要面对华盛顿上级的压力，而他们又要面对司法部长堆积如山的要求，还有某个愤怒的亿万富翁要求他们找出答案，找回那些失踪的尸体，给故事一个交代。

答案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还不知道。

周四，他和25名官僚坐在一张会议桌旁回顾明摆着的事实，彻底审查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在百老汇大道上的联邦大楼里，是FBI探员奥布莱恩和外资办的海克斯的主场，加上他们控制的六个下属。对奥布莱恩来说，这场空难是更大一个局里的一部分—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威胁和细胞分裂攻击。对海克斯来说，空难只是战争故事中最新的一块拼图，关乎美国经济，以及砸下庞大资本违规违法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格斯是房间里唯一把坠机当成独立事件考虑的人。

这些人正好在那架飞机上。

他的身旁是负责贝特曼一家安全的私人安保公司的CEO，正在描述他们评估威胁可能的过程。他带来一个六人小组，他们在他讲话时帮他递文件。

“我们一直与国土安全局敬业的探员们保持联系，”他正在说，“所以如果有威胁的话，我们几分钟之内就会知道。”

格斯坐在会议桌旁，看着窗户上自己的影子。脑海里，他在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上，观测着海浪，或者他正站在一艘海军护卫舰的桥楼上，检验声呐成像。

“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