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尸体年龄都很大吗？”

“远不是这样。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尸体被解剖后，他的灵魂是不能进入天堂的。通常那些用来给学生做解剖的尸体，都是罪犯的。1832年，解剖法规定禁止掘墓……”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似乎血淋淋的过去使她陷入深思，雷布思静静地陪着她。在四楼，他看到了一系列女巫的装备：骨头制成的配饰，钉子从中穿出的皱巴巴的动物心脏。

“了不起的地方，对吗？”

他指的是爱丁堡，但她想的却是爱丁堡周围。“在我很小的时候，”她说，“我就有这种感觉，只有这里能让我的内心平静。探长，你可能觉得我的工作很恐怖，但你的工作更让人可怕，相比来说，更少人愿意接受你的工作。”

“很公平的说法。”他承认。

“我之所以对棺材感兴趣，是因为它们充满神秘。在博物馆里，我们按规定对其进行鉴别和分类。棺材的日期和来源可能不清楚，但我们知道我们处理的对象：骨灰盒、开锁工具、罗马墓地遗址。”

“可这些棺材能说明什么呢？”

她笑了，说：“的确，这也是令人沮丧的地方。”

“我理解那种感受，”他说，“就像处理案件一样，如果处理不了，它始终萦绕在脑际。”

“如果你反复思考，就会想出新的线索。”

“或者新的疑惑，就是这样。”

他们对视着。

“也许我们的共同之处超出了我的想象。”吉恩·伯奇尔说。

“也许吧。”他赞许地回答。

尽管那根分针还没走到数字12那里，但钟已经敲响了。参观者都被吸引了过来，孩子们惊奇得张大了嘴巴，复杂的结构给那些过分装饰的数字赋予了生命力，当钟声响起，也开始奏起了不祥的风琴乐。钟摆来回震荡着，像一个擦得光亮的镜片。望着它，雷布思从中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的整个博物馆，包括每一个参观者。

“你可以走近看看。”吉恩·伯奇尔告诉他。他们站起来，向前走去，加入拥挤的人群。雷布思认出了木刻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好像拿着带齿的锯子。

“这里还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吉恩·伯奇尔说，“还有一些木偶在其他地方。”

“什么？”他慢慢移开他的眼睛。

“如果我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送给你，那将是最好的礼物……”

周五的半天时间，雷布思一直在等着下班。大卫·科斯特洛的车库的照片被展示在墙上，他的MG是一部宽大的敞篷车。法院的研究员们还没有得到允许从车辆和轮胎上移除水印，这并不妨碍他们好好看上一看。车已经很久没洗了，如果说车是洗过的，就要问问大卫·科斯特洛这车为什么还如此脏了。他们将菲利帕的朋友以及熟人的相片整理到一起，展示给德弗林教授看，当看到她男朋友的照片时，德弗林开口抱怨：“手段真卑鄙。”

自周日晚上以来，她已经失踪整整五天了。雷布思盯着墙上的展示图，越看越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他想起不久前看到的千年古钟的情形，对于那口古钟，越仔细看越能从钟摆的晃动中看出微小的人物。回想起来，古钟就像一座被丢弃的遗忘事物的纪念碑。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墙上所展示的——照片、传真、值班表和图纸，这一切也似乎构成了一座纪念碑，只是到了最后，无论它是如何精美，依然要被拆除，收回到箱子里，放进储藏室或其他地方，它的寿命仅仅取决于案件破获时间的长短。

在其他时间的一些案件中，他曾在这个办公室待过，但那些案件的结果并不都让人满意。你尽量试着不要太固执，尽量试着客观地思考，就像培训研讨会上要求的那样，但真要做到确实很难。“农民”警司对于自己第一周参军的经历仍记忆犹新，同样，雷布思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正是雷布思在每一天工作结束回家后，会立即冲个澡，换身新衣服坐在椅子上让美酒和滚石音乐陪伴一小时的原因。他今晚听的是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乞丐的盛宴》（Beggars Banquet），又多喝了几杯拉弗多格。从起居室到卧室的地毯，两边都皱了。破旧的床垫、衣柜、橱子……整个屋子像废旧市场一样。只有两个地方是干净的，从门口到他坐的椅子和从椅子到摆音响的地方。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音乐放完了，杯子里还剩半杯酒，他又换上一张唱片。这是鲍勃·迪伦的专辑《Desire》，正在播放的是《飓风》（Hurricane），讲的是一个不公平、不合法的控告。此类事随时都会发生——有时是人为的，有时是意外——由他经手的案子就出现过，明明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人，结果却由另一个人承担罪行。很久以前，有让罪犯游街的习惯，以此满足公众将他定罪的要求。在那个时代，你即使确切知道谁有罪，但也不能让地方检察官相信你，警察更不会理你。

他向他们举杯，窗户上透着自己的影子。因此，他又敬自己一杯，然后拿起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目的地：酒吧。

在牛津酒吧，他与一位常客聊天，谈到了他去瀑布的旅行。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是吗？”他的同伴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卫·比利不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吗？”

卫·比利是另一位常客。雷布思环顾一周，发现他还没来。但他工作的餐厅离酒吧很近，20分钟后，就看到他穿着大厨的制服就来了。他急急忙忙走进来，脸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