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撕裂。

　　石膏和木屑像爱尔兰婚礼上的拳头漫天飞舞。子弹打在松德斯特兰德医生身上，他的身体猝然抖动，像是一阵寒流袭身把他冻醒了。我丢开电话，抓过戴安娜的枪，向大门扫射，然后看见一处大裂缝里的衣服，于是我对准那衣服开枪。

　　我看不到邓肯在做什么，然后我才知道。戴安娜圣人的下巴不偏不倚中了一枪，这一枪不可能是从门外打进来的。她又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

　　屋里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飞了我的帽子。我滚了个身，大骂邓肯。他笨拙地换了个方向，又对着我来了一枪，还像动物般嗷叫起来。我又大骂邓肯。

　　护士服上出现四个血点，齐胸呈一条斜线，邓肯还没倒下，血就渗开了。

　　远处传来警笛。是我报的警，警车正往我们这边开来，声音越来越响亮。

　　农夫圣人停止扫射，一脚踢在门上，门抖动了几下，但没踢开，门上的锁头将门定住了。我站在离锁头很远的地方，又给枪上了四颗子弹。

　　警笛越来越响。农夫圣人不得不走。我听见他跑下大厅的脚步声。门砰的一声开了，随后巷子后头便响起了发动汽车的声音。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刺耳，那汽车驶离的声音便渐渐听不见。

　　我爬到女子身旁，她脸上、头发上都是血，外套前面湿透了一片。我碰了碰她的脸，她慢慢睁开了眼睛，眼睑好似千般重。

　　“杰里——”她低声说。

　　“死了，”我冷酷地撒了谎，“戴安娜，伊莎贝尔·斯奈尔在哪？”

　　她闭上眼，溢出晶莹的眼泪，那是垂死之人的眼泪。

　　“戴安娜，伊莎贝尔在哪儿？”我恳求道，“行行好，告诉我吧，我不是警察，是她的朋友。戴安娜，告诉我吧。”

　　我融入所有感情地对她说，急切渴望又万般温柔。

　　她突然半睁眼，又微弱地说：“杰里——”声音渐渐听不见，眼睛也闭上了。然后她又动了动嘴巴，说了两个字，听起来像“蒙提”。

　　说完她就死了。

　　我慢慢站了起来，听着警笛。

　　日暮将近，街对面的一栋高大的办公楼里亮起点点灯光。一下午都待在富尔威德警长办公室，我已经把发生的一切说了20遍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警察一直进进出出，还有弹道学专家，负责打印的人，记录员，记者，六个市政官员，甚至还有一个美联社记者。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他写出的这篇稿子。

　　胖警长淌着汗，一脸狐疑，脱了外套，腋窝黑黑的，一头红短发像被烧焦一样卷起来。富尔威德不清楚我知道多少，所以不敢套我的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我吼叫，对我哀诉，并试图在其间把我灌醉。

　　我渐生醉意，但我喜欢这样。

　　“就没有人说了什么吗？！”他哀号着问我，这问题都问了无数遍了。

　　我又喝了一杯酒，乱划着手，样子愚蠢极了。“警长，一个字都没说。”我警觉地说，“我来告诉你吧。他们不行，死得太突然了。”

　　他拧着下巴。“真他妈有意思啊，”他冷笑道，“地上躺着四个人死人，你却毫发未损。”

　　“躺在地上的，”我说，“就我一个人没受伤。”

　　他抓了抓右耳，焦虑不安。“你来这儿三天了，”他号叫起来，“你来之前，他们三天查出的案子比三年还多。他奶奶的，我一定是在做噩梦。”

　　“警长，你不能怪我，”我咕哝道，“我来这儿找一个女孩，现在还没找到。我可没叫农夫圣人和他妹妹藏在这镇上。早前看到他时我就知会了你，不过你自己的警察却没告诉你。在没有从松德斯特兰德医生那里打听到任何消息之前我怎么可能杀了他呢，到现在我还没想通为什么要安插个假护士在那。”

　　“我也不知道，”富尔威德喊道，“但枪口崩死那么多条人命，这我得管。不管怎样我也要查清这事儿，不过现在我不妨去钓鱼。”

　　我又喝了一杯酒，开心地打着嗝。“警长，不要那样说，”

　　我争辩道，“这小镇你整顿过一次，再来一次嘛。这次情况不过稍微糟糕那么一点，就像碰到一个反弹的烫手滚地球而已。”

　　富尔威德警长在办公室转了一圈，往侧墙捶了一拳，最后一屁股坐回椅子上。他凶狠地看着我，一把抓过威士忌酒瓶，但他却没喝，好像让我喝这酒对他好处更大。

　　“跟你做个交易，”富尔威德吼道，“你逃回圣安吉洛去，你的枪杀掉松德斯特兰德医生一事我就当不知道。”

　　“对一个努力谋生的人说这种事不怎么好吧，你知道我的枪杀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是怎么回事。”

　　富尔威德脸又一阵刷白，一副要杀死我的神情。心情平复后，他捶了桌子一拳，痛快地说：“卡尔马迪，你说得对，我不能这样做，是吧？你还得找到那个女孩，不是吗？好吧，你回旅馆休息吧。我今晚会处理，明早和你碰面。”

　　我又将瓶子里剩下的那一小口酒喝完了，真是舒服极了。我和他握了两次手，摇摇晃晃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廊灯光通明。

　　我走下市政厅楼梯，来到市政厅旁边的警局车库。我的蓝色坐骑克莱斯勒又回来了。我不再装喝醉了，继续沿着路边街道向海滨走去，沿着宽阔的水泥路向两个娱乐码头和大饭店走去。

　　暮色正浓，码头的灯亮了，一些小游艇抛锚泊在游艇港防波堤后面，它们桅顶的灯点亮了。一个白色烧烤摊前站着